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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刊》文章入选第二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
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No.6——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第一轮通知)
《中国科学院院刊》第六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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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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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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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中国目前的技术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具体情况是:(1)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2)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在“1—10”的刻度内处于“4—7”的位置而缺少“8—10”的技术水平,即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3)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而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文章探讨了中国在上述状况下,如何谋求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国中等技术现状分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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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实力的提升有目共睹,但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该现象的讨论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文章认为技术进步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促进收入提升相对容易,但在技术模仿之后要想实现技术赶超和原创性技术进步并非易事。基于这一事实,文章认为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前有埋伏”(来自先发国家的技术封锁)、“后有追兵”(来自其他后发国家的低价竞争压力)的中等技术水平;只有大力推进原创性技术进步,才能避免掉入“中等技术陷阱”。
改进中国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双轨制”构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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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3种典型的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梳理,文章归纳总结了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六大共性特征,并基于此分析了中国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文章提出要建立“双轨制”的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一方面,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研发政策“新轨”,解决民企“为什么创新”、“在什么地方创新”和“怎么创新”的问题;另一方面,逐步改革面向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政策“老轨”,逐步推进“体制外”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经费资助方、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倒逼“体制内”相关机构的体制改革。
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经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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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少数东亚经济体基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些经济体如何善用外来引进的技术,然后追赶、超越中等技术水平,步入技术进步的前沿?这段历史对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文章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为研究对象,从外部及内部两方面梳理这些经济体成功的共同要素:从外部来看,这些经济体享有宽松自由的国际环境,人才、商品与资金的跨境流动成为技术扩散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从内部来看,这些经济体受益于逐步市场化的政策环境、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与开放的人力资本,能够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科创系统,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金融体系。
如何改进中国纯基础研究系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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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纯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纯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在纯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金融支持三大系统分工协作的“三位一体”新型发展模式中,纯基础研究总体来说是“软肋”所在。文章提出,要全面提升纯基础研究水平,首先必须厘清一些认识误区,然后要找到中国纯基础研究相对较弱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改进纯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路。中国的纯基础研究相对世界先进水平而言确实较为薄弱,但是相对落后的纯基础研究和所谓的被“卡脖子”没有直接的关系。被“卡脖子”主要还是技术不过关,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技术研发的投入还不够。文章认为,中国在发展真正的纯基础研究方面还没有开始发力,是中国纯基础研究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加大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是符合中国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的明智之举。文章指出,搞好纯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路,在于做大“科学人口”的规模并使“科学人口”人尽其才。根据这一思路,文章论述了以满足教育、管理和“软基建”三大必要条件为核心的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纯基础研究水平的具体策略。
如何改进应用技术系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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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或机构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这离不开应用技术系统的支持。实践证明,完善的应用技术系统有利于提升国家科技实力。文章认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应用导向,但在整个应用技术系统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依然存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研究和应用“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科技中介服务滞后;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较强,标准制定权掌握在别人手中;区域劳动分工不足;人才的引进、培养和评价等体制机制仍需完善。据此,文章提出未来应重点改进的工作内容。
科技人口、隐性技术知识与中国应用技术系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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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或机构能够把基础研究转换成应用技术。应用技术的进步,以及应用技术系统所产生的发明创造和新的产品与服务,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纯基础研究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应用技术在历史上曾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直到18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应用技术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里,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得到全方位的快速发展。但相对世界顶尖水平而言,中国应用技术系统还有很多有待提高的方面。文章认为,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应用技术水平,首先应该全面深刻地认识该系统的现状,然后找出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补上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与思路。改进应用技术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受制于多种因素。文章从科技人口和隐性技术知识2个层面来检讨中国存在的短板并讨论如何改进。
风险投资如何助力中国科技创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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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早期研发成果市场化的失败率较高,与传统金融体系的风险偏好并不匹配,而风险投资对满足这方面资金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起到价值发现、引导研发方向等作用。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但风险投资体系仍有待完善。文章对全球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加坡的风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有效整合可以构建更为完整的风投体系。我国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各有优势,但未能在实践中形成合力,导致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企业资金需求与风险资本资金供给周期不匹配等问题。因此,未来的改革重点是要推进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有效整合,逐步建立一个针对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版本风投体系。
中国芯片产业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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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对芯片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的芯片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美国、日本、韩国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在中高端芯片产品市场上受制于人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文章认为,想要解决中国芯片技术的“卡脖子”问题,需要着手分析内部体制性因素。中国芯片技术进步需要多个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共同推动。这些行为主体在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动机,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约束,因而推动技术进步的效果不同。文章对阻碍各行为主体推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芯片产业技术要实现更大的进步,就必须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集中优势资源攻克技术难题,避免资源浪费,有效利用产业政策,并将市场化企业放在技术创新系统的核心位置。
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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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将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从而实现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当前在众多关键技术领域,核心技术仍由发达国家企业掌握,中国企业在实现前沿技术创新创造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为避免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中国应学习西方企业的成功经验,即通过技术、制度、人才的开放,以及全球层面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实现技术进步。文章通过中西方企业制度对比及产业分析,为中国企业如何助力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提出建议:中国应向西方学习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在企业保持开放的同时,配合政府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干预,推动国家统筹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供应链、产业链层面的3个开放,即企业间的开放、国内区域间的开放和面向全球的开放。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区域科创高地的角色与作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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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区域科创高地是破解“中等技术陷阱”难题的重要抓手。区域科创高地承担着突破原创性技术、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吸引汇聚全球高端科创要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等重要角色和重大任务,是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引领者”“探路者”及“试验田”。为此,文章尝试在回顾和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释区域科创高地的角色,分析打造区域科创高地的要素,提出区域科创高地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思路和对策。
政策与管理研究
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经费配置政策研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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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明确提出对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大投入力度,改革完善支持政策。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背景下,研究新时期全国重点实验室资源配置问题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历史上,我国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资源配置存在经费配置与机构的使命定位关联性不强、竞争性经费占比较高等4方面问题。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具有定位清晰、使命导向等6项特征。为解决经费配置现状与重组后实验室目标特征、经费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借鉴欧美国家实验室体系科技经费资源配置的有益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竞争前置、加强资源配置的横向统筹和纵向统筹等6条举措建议,以期为科技政策制定和实验室重组提供参考和借鉴。
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探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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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自然灾害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社会损失,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创伤。及时、有效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可以避免灾难给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目击者、救援人员等人群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可磨灭的损伤。文章概述了重大自然灾害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灾后心理危机的特点;总结了既往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经验,并提出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建议,如进一步完善心理危机干预的法律制度、明确政府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角色、建立并完善我国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心理危机干预网络和体系、建立完整和高质量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等。希望文章能为日后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供更多理论依据。
体外人胚胎研究“14天规则”亟待调整:基于科学、伦理、政策的综合视角分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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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际科学界在体外人胚胎研究领域所遵循的“14天规则”,将人胚胎体外研究时间限制在受精后的14天内,这是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伦理规则。随着胚胎培养技术的发展,这一伦理规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21年,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在《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转化指南》中建议有条件地放宽这一限制,科学界重启关于“14天规则”的讨论。文章以“14天规则”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人胚胎研究伦理规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挑战,围绕人胚胎的道德地位、尊严和法律地位等关键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全面分析各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态度,从而结合实际做出评估,明确提出审慎、适当延长“14天规则”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
关于税制改革赋能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若干思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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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动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各国竞相发力的“新赛道”。文章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税制改革要建立在工业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形态加速演化、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更加广泛、数字基础设施覆盖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税收调节作用下降,税制要素设计固化引发数字经济效率损失,税收分享机制不健全引发区域间“税源”“税权”冲突,国际数字经济税收争议短期内难以弥合等问题。对此,文章认为应全面深化以税制改革为重要内容的制度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文章还指出了税制改革赋能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原则要求。
科技与社会
科学普及“一体两翼”的平台实践与探索——以“科创中国-院士开讲”为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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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是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文章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基于科学传播“对话模型”,提出科普实践的“一体两翼”理念,并结合“科创中国-院士开讲”栏目的科普实践,分析了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专家群体在参与不同平台科普实践的成效和经验,总结了“一体两翼”理念在指导和推动科学普及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以高质量科普产品引领科普实践进而服务创新发展的思考建议。
资讯与观察
政策速览(2023年10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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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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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复兴路上的科学家精神:新时代·新青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汪德昭深蓝突击队:身为国之利剑,守卫祖国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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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
《中国科学院院刊》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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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四
欢迎订阅《中国科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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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活动的前身是“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评选,每年评选一次。评选的重点是研究成果的新闻性、原创性以及社会影响力。该评选活动由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会同《科技导报》编辑部、《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中国科学基金》编辑部和《中国基础科学》编辑部共同举办。评选程序分为推荐、初评、函评和发布
4
个环节。最终结果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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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顾问组和咨询组专家、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专家投票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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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是《中国科学院院刊》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策划出版的重大选题的精要版,是科学家就我国科学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深刻战略思考的观点浓缩,其是专送领导和决策层的内部出版物,希望能对国家和相关领域的重大决策提供科技支撑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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