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中高速可期待，稳增长须首位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2015年的中国经济将主要受以下几大因素主导。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我国的人均GDP低，人民改善生活水平的需求十分强劲，城市化进程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人力资本积累逐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近10多年来得到长足的发展，互联网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引擎。我国现阶段面临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其实质是动力的转变，并非增长动力的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要素质量的提升、技术进步和国内市场的发展等因素，经济增长质量将比过去30多年有显著的提升。

从短期来看，中央政府业已明朗的各项新举措对经济增长有着坚实的支撑作用。预计2015年中央政府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致力于更多简政放权，全面根治腐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财政货币环境。加速自贸区建设、大力打造“一带一路”、积极促成高铁出国等，将有力地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激发经济的活力。

受居民收入增幅总体持平、房地产市场低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15年消费增速仍将放缓。中央2013年初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压缩“三公”消费和打击贪污浪费等专项整治方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客观上其对消费的负向影响还将持续，如政府支出、企业支出的增速下降，高端餐饮消费负增长，高端消费品增幅下降甚至负增长等，一些企业和单位福利性支出也会缩减，实际上降低了人均消费水平。

2015年中国的投资将继续呈现下滑趋势。前些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还需消化，产能过剩仍将是困扰2015年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央对地方政府政治问责的加强，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2015年中国外需仍将保持低速增长。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调整阶段，美国经济增长稳定，欧盟经济将止跌回稳，新兴经济体经济小幅回升，这些对中国外贸均为利好。但国际资源品价格下降打击了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复苏，乌克兰等地缘政治危机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给我国商品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综合各方面考量，2015年中国经济将表现为小幅下滑，全年GDP增速约为7.2%，其中上半年GDP增速为7.1%左右，下半年增速为7.3%左右，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约为54.2%、43.1%和2.8%。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一路下滑的态势。尽管预期2015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7.2%的良好位势，但当前应把稳增长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是由于：（1）中国社会发展相当不均衡，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十分强烈，庞大的人口基数派生出强劲的就业压力，中国社会的各项建设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中国社会积累的大量矛盾需要在发展中予以解决，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2）经济政策应是反周期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应把调结构放在首位，而在经济持续下滑阶段应更加强调稳增长。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  年第1期）

          社会治理结构的层级优化理论

牛文元*

社会治理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与文化传承基因的总领下，通过结构治理、制度安排、法规约束、道德养成，共同对国家、社会和民众形成良治的整体塑造。

哈罗德•拉斯基在《政治的语法》中认为：“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达到全体成员的共有目的”。中科院在《社会物理学》的研究中强调：“社会公序良俗的养成，取决于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俞可平认为社会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或治理状态”。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戈丹在《何谓治理》一书中认为，治理“表现为一种柔性且有节制的权力”。

社会治理结构，是一门极为复杂的系统科学，通常在基础规则的原始层次上，至少要叠加四重“畸变”：（1）人类“从利、从上、从众”的共性思维对于基础规则的第一畸变；（2）人类“经济、政治、文化、信仰”等的时空塑造所产生的第二畸变；（3）社会成员“体能、技能、智能”的客观差异所产生的第三畸变；（4）个体“生理、心理、行为”的选择偏好在群体中异化程度所产生的第四畸变。列宁曾经说过：“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由此可见，形成良性社会治理结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完整的社会治理结构，是合理优选的层级集合，通常由决策层（顶层）的公信力，施政层（中层）的执行力，受众层（基层）的响应力共同构成。一个优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就是寻求三大层级在优化水平中的交集最大化。

在社会治理结构三大层级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决策层的公信力。具体体现为：（1）必须符合事物运行的内在规律；（2）必须服从最大的公众选择意愿；（3）发布的时间节点与空间范围契合“过程寻优”的总要求。西方一位权威选举学专家曾说过：一次愚蠢的决策，就能丧失掉10%的选票。决策缜密、思虑周全、缩放有度、深得民望，是对决策者（顶层）在源头始发的基本要求。中科院的一项研究已初步获得称作“先验决策法”的成果，就像当年推广的统筹法优选法一样，将对每项决策的公信度，形成事前检验的“沙盘推演”：即通过先导数据获得、专业流程分析和数学推理勘验，将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和可预见性融为一体，为社会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提供精确和定量的有效工具。

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还取决于施政层（中层）的执行力。一个健全的社会治理结构必然呈等级式传布，以体现合理的认知梯度、能力梯度和责任梯度。普遍意义上认为：施政层（中层）的执行力既必须保持与决策源的高度一致性，又必须根据本级的特殊性对原始决策传递做出正向补充与优解修正，从中体现出共性中的个性，决不能容忍“政策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在我们的计量研究中，以偏离决策核心的“离散度”不超过规定阈值作为衡量标准。由此看出，社会治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通过多维寻优，构成了对施政层执行力的精确识别。

社会结构治理中，所颁政令和法规能否获得社会响应，最终取决于受众层（基层）的响应力，这是对社会治理质量的最终检验。研究推出“共振度”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基层受众对所发政令产生强烈共振，得到的社会响应力必将进一步强化社会的统一有序，在实际效果中将获得对于社会治理期望值的加权。

社会治理结构层级分别对应的公信力、执行力、响应力，在统一基础上的综合寻优，是取得社会良治的总体要求。中枢政令所具备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的科学决策，再通过社会治理结构链条的逻辑传递、内涵互检和共振增效，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理想健全的文明社会。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