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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第6期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22日 点击数量:2706
2014年我国经济形势预判
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受国际经济波动及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影响,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的下滑期,这一下滑势头在2013年得到了遏制,2013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7%、7.5%和7.8%,预计全年GDP增速在7.7%左右。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对2014中国经济形势预判如下:
尽管2014年我国仍存在很多使经济增速下滑的因素,如基数增大、人口红利减少、淘汰某些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的措施、消费增速减慢、大量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等等;国际方面,如美国和欧盟等经济状况虽比过去同期为好,但复苏仍很脆弱,使中国的外需增长有很大不确定性等。但由于中国人民对于生活水平的改善有着强烈的需求,中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创新性国家建设带来的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城镇化、社会生活的信息化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制造在全球具有强劲竞争力等因素,就长期而言中国经济仍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多项重要改革措施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改革红利,促使2014年经济维稳向好。据此我们判断,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稳定在一个中高速水平上,预计全年GDP增速为7.6%左右,全年经济增速呈现从低到高的走势。从三大产业看,预计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为3.6%左右,与2013年持平;第二产业为7.6%左右,较2013年降低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为8.5%左右,较2013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看,预计201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5%、50%和1.5%,分别拉动GDP增长3.7、3.8和0.1个百分点。和2013年相比,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将提高2.7个百分点,出口贡献率由负转正。
由于农产品价格、劳动力成本和资源品价格面临长期上涨的压力以及房地产价格总体走强、宽松的宏观流动性以及通货膨胀预期走高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我国物价水平将高于2013年。但经济增速减缓导致的内需增长动力不足、居民收入增速减缓、工业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等又会抑制物价快速上涨。据此我们预计,2014年物价总体水平依然较为平稳,略高于2013年,预计全年CPI同比上升3.1%左右,PPI同比上升0.1%左右。
进出口方面,2014年外部需求将逐渐回暖,有利于我国出口恢复,但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阶段业已结束,未来一段时期外贸将处于个位数平稳增长阶段。预计2014年我国的进口增速将稳中有升。其中总出口及总进口增速均在8.2%左右,增幅比2013年略有提高。贸易顺差约为2 786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200万美元左右。分主要贸易伙伴来看,2014年对美出口增速将显著增加,约为8.5%,自美进口增速约12.8%,比2013年略有回落;对欧盟出口、进口增速将分别为1.0%和5.4%左右,增幅高于2013年;分产品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将保持稳定增长,服装、纺织品、鞋类出口增速分别约为13.4%、11.5%和9.7%;机电产品仍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增长动力,出口增速约为9.0%,高于2013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出口增速也将保持稳定,分别为8.2%和7.9%,增速略低于2013年。投资方面,2014年我国投资增速将总体趋稳。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背景下,预计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累计增速约为20% 。消费方面,受国家促进信息消费、加快电子商务业的发展、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等措施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带来的居民对相关产品的需求,预计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高于2013年,预计全年增约为13.7%。
总体而言,2014年中国经济整体上将处在一个中高速增长、较为温和的通胀水平的良好态势,这将为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的实施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坚实的基础。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1期)
推进中国的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
牛文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1 世界主要国家的绿色发展计划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分别制定了绿色发展计划,如:“欧盟2020绿色战略”、“英国绿色振兴计划”、“美国绿色经济复兴计划”、“日本绿色经济计划”、“韩国绿色增长五年计划”以及中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绿色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
2 构建中国三条绿色发展生命线
(1)“绿色生存”保障线:绿色生存安全保障线是预留、维护和提升土地资源质量用于养活未来我国15亿人口的生存安全空间。以现有的18亿亩耕地为核心,构建解决食物供给的“绿色生存”建设,除了有足够的农产品数量外,食物的生产、储存、流通和加工以及土壤安全、食品安全、食物营养等,加上相应的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等,应当在占国家陆地总面积约15%(150万平方公里)的基底上,到建国100年时的农产品自给率(人均占有400公斤)稳定保持在95%以上。同时在抵御重大自然灾害、保持土壤质量、稳定作物生产、严格绿色标准等方面,达到绿色、稳定、安全、生态型、可循环、无面源污染的食物总量、健康土地和食品安全的要求。
(2)“绿色生产”保障线:为保证中国建国100年时的GDP总量达到250—300万亿人民币(2012年不变价格)的财富生成能力,同时实现三大“零增长”的脱钩发展,即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水资源消耗速率零增长、主要原材料消耗速率零增长,使其成为中国绿色生产保障线的最终约束函数。该保障线的基本设计是由50万平方公里组成的高集约程度核心发展区和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如城市、交通、矿山、基础设施等,按1︰3的比例来计算,匹配土地约150万平方公里)共同组成。整体上该保障线的总面积200万平方公里,大致占国土总面积的20%。在核心区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要求每平方公里的绿色财富年平均产出不少于6亿元,意味着到2050年的总体产出潜力可达300万亿元。若实现了该布局,也就是说在20%的国土面积上,产出国家GDP总量的99%。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在合宜的国土空间上,通过高度集约化,在最有利发展、最有效发展的地区,突出绿色优势,大大节约现有的发展成本,从而将更多的国土面积解放出来,以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3)“绿色生态”保障线:绿色发展生态保障线要求到2050年,在我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和5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上,严格守护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岛、健康海湾与岸线、森林碳汇储库区、湿地生态保护区和各类生态缓冲地。这是中国生态平衡、生态服务和生态屏障的空间基础。
3 中国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战略重点
(1)大力发展“绿色能源”:通过节能减排、提高能效、发展新能源、向新一代氢基能源转换等,大力提升绿色能源在传统能源中的比例。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行泛能网、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超大容量蓄电装置、超高速充电装置,为绿色发展保持竞争优势提供支撑。
(2)大力倡导“绿色设计”:现代设计将从源头上提升产业、工程、程序、产品的绿色创新意识、绿色创新水平和绿色引导标准。绿色设计以新一轮绿色创新红利抵消传统设计的边际效益递减;以绿色创新内涵抵消粗放式生产的外部成本;以绿色的智能精准性重塑产业体系的新秩序。绿色设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源头上的核心一环,在研发、孵化、中试、定型、产品、市场的总链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构建两型社会的“先锋工程”,是绿色GDP生成的“第一财富”。
(3)大力加速“绿色投资”:绿色投资是绿色经济的旗手与导向,也是促进绿色发展见效最为显著的“快变量”。绿色投资以合理应用与保护“自然资本”为出发点,以自然承载和环境容量为阈值、以生态平衡为杠杆,将财富的生成定格在不以借用自然赤字为代价的基础上。在此原则下积极扶持、鼓励、动员民间资本投向绿色发展。同时在科技创新引领下,通过类似于“赤道法则”的方向引领,绿色投资必将成为破解“增长停滞”魔咒这个世界性难题的有力工具。
4 关于中国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若干建议
(1)设置“中国绿色发展三零阈值”;
(2)严格规定中国汽车耗油上限;
(3)慎重思考我国电动汽车发展战略;
(4)消解当前产能过剩的三条出路;
(5)确立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函数;
(6)认真设计“中国绿色发展远期路线图”;
(7)建议设立“国家绿色发展指导委员会”。
国家高新区建设: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第九次集体学习安排在了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那么依靠“谁”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或者说优先部署“谁”来带动中国的创新发展?中央领导到中关村高新区现场学习已说明了问题,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1 从发展看高新区
目前,国家高新区已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布局,截至2012年,已批准建设的国家高新区已达105家,高新区企业总计达6.4万家,从业人员1 269.5万人,实现GDP 5.22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0.1%。高新区已形成了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体量。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保持16%以上的速度增长,增幅超过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6个百分点。据估计,到2020年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有望占到全国的25%,将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
2 从创新看高新区
2012年高新区企业R&D经费支出达2 749.1亿元,占全国企业的35.6%;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25万件,占全国的19.6%,高新区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在关键前沿技术开发、重大产品与装备制造、国际技术标准创制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高端技术和产品。北京中关村的互联网、上海张江的生物医药、武汉东湖的光通讯、深圳的通信设备、杭州滨江的智慧互联等产业集群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习总书记提出的“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方面,高新区内的华为、中兴、联想、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小米等企业已成长为全球性优势企业,甚至成为影响全球产业变革的先锋。因此,对于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高新区实际上发挥着中坚作用,并已成为全面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抓手。
3 把握历史机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必将极大地促进高新区新时期的发展。习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强调,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需要紧紧抓住这样的机遇。而上述高新区发展的成绩表明,国家高新区最具备抓住这样机遇的能力和实力,因此从当前中国发展的现实着眼,应将高新区置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助推中国梦实现的优先地位。
有两个基本的视角应成为构筑新时期促进高新区建设的基本政策命题: (1)未来1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在华夏历史上将首度迎来中国市场“定义”全球产业的时代。市场“定义”产业,那么高新区能否在中国大市场的历史机遇期内塑造出大批全球领先产业,这是中国能否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受国际资本实力控制的关键,也就是说是能否真正实现“崛起”的关键;(2)在以智慧互联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中,中国首度挤进了“技术中心国”行列。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组织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全方位变革,也带来了国家间竞争方式的重大转变。新的竞争需要构筑以智慧互联为经络的创新经济生态,谁抢先构筑了这样的“生态”,谁就抢得了先机,就会先行形成整合和汇聚全球资源的“洼地”,从而主导新一轮竞争优势的建立。那么,中国的高新区能否以及如何抢先形成这样的全球性“洼地”,都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型的政策助推。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高新区建设需要建立新的政策着眼点。如果说前一阶段高新区的政策着眼点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的配置,那么新的政策着眼点需要及时增强对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配置,并通过汇聚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促使高新区能够全面构筑起创新经济的生态。上述4大要素的富集也是硅谷长达半个世纪持续引领全球的经验。三中全会《决定》为这样的政策建立提供了方向指引,而高新区、相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门现时迫切需要在《决定》的原则框架下研究和设计新一轮推助高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尤其是制定汇聚和激活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政策,为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市场定义产品的时代和技术赶超
大国与小国的技术赶超有着本质区别。在世界市场日益融合的时代,进入国际市场是小国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但大国本身可能就是巨大市场,可以成为本土企业创业成长和创新发展的基地,因此具有先天优势。
中国市场具有潜在超大规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和内需市场将会跃居世界第一并继续快速增长。截至目前,中国多数工业领域的产值规模已居世界首位,许多领域的产量规模已占世界半壁江山,从而使得中国市场成为典型的大国市场。
大国市场最终将会定义产品创新方向。大市场还是小市场,领先市场还是跟随市场,是决定一国市场重要程度的两个方面。首先看大市场。在规模上,大市场指的是规模远超多数国家从而在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市场,或高度整合的国际区域市场;在结构上,大市场往往具有产业门类齐全和自成体系的特征,从而为技术应用提供广阔空间,有利于形成技术扩散的连锁反应和网络效应。其次看领先市场。那些位于人类需求前沿的区域和国家会成为领先市场。区别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往往是原创引领,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国家则会形成改进引领。
中国市场定义产品创新方向的时代正在到来。其一,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大市场。在规模上,随着中国市场的快速膨胀,只有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才是全球化成功的时代正在到来;在结构上,中国在地质、气候、人口和文化等方面的国情复杂多样性对技术创新提出独特挑战,推动中国形成多样化创新形态,并支撑了中国的产业体系完整性。其二,中国存在成为领先市场的持久趋势。由于能源、资源、环境、劳动力、产品质量等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低成本竞争的做法已是穷途末路,甚至开始危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中国技术创新的需求日趋强烈;同时,由于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以及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资源环境压力,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包括技术和规制在内的新理念、新模式来创造性解决。
中国市场定义谁的产品?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把中国市场定义产品直接等同于中国企业定义产品。要使中国市场定义产品的潜力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崛起的现实,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否则中国市场完全可能成为国际资本跑马圈地的乐园。着眼于技术赶超目标,对中国企业而言,需要建立基础能力,立足中国市场,面向全球实施开放创新战略;对中国政府而言,需要规范和引导市场,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大力强化技术吸收能力建设,并促进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创新合作及相应主管部门之间的创新协调。
(全文请见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2期)
生物计算机: 世界各国必争的战略领域
许进*
生物计算机是以核酸分子作为“数据”,以生物酶及生化操作作为信息处理工具的一种新颖的计算机模型。其已有20年的研究历史。DNA计算机具有4大优势:
(1)具有高度的并行性,运算速度快,一台DNA计算机一周的运算量相当于所有问世以来电子计算机的总运算量;(2)DNA作为信息的载体其贮存容量巨大,1立方米的DNA溶液可存储1万亿亿的二进制数据,远远超过当前全球所有电子计算机的总储存量;(3)DNA计算机所消耗的能量只占一台电子计算机完成同样计算所消耗能量的十亿分之一;(4)合成的DNA分子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特别是分子氢键引力仍存在,为DNA计算机硬件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目前国际上关于DNA计算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前沿热点,各国正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予资助。如美国军方早在1995年的资助力度、日本早在1996年的资助力度都已超越我国“973”的资助力度;特别是美国基金会在2009年启动了超越摩尔定律的资助项目,主要用于资助DNA计算与量子计算(美国基金会副主任Wing写信给北京大学许进教授,索要其研究成果,估计是与制定该专项基金计划有关)。欧盟的资助力度似乎更大,每4年计划中,生物计算机的研究为主要方向之一。相比之下,我国的资助力度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不到300万人民币,虽然如此,我国的研究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阶段性成果已获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基于硅技术的高性能计算机发展方面,我国基础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历来受到发达国家的禁运和封锁。而在DNA计算机研究领域,我国目前已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其研究总体实力强于我国。若我国不注重生物计算机的研究,将会又一次落后于西方国家。为此建议:(1)开展精准PCR仪的研制。PCR技术不仅可扩增DNA片段,而且可提炼出目的DNA片段。但遗憾的是,PCR技术只能提炼出一个DNA计算平台中70%左右的目的DNA片段,而不能100%地提炼出目的DNA片段。如何100%将所需要的DNA片段从一个计算平台分离出来,是当前阻碍DNA计算机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一个“障碍”。如果此障碍被消除,DNA计算机必将迎来一个质的飞跃,即使是在实验室,其信息处理能力也将远远超越当今的电子计算机。因此,怎样研制出一个精准的PCR技术,进而形成精准PCR仪对DNA计算机商用发展至关重要;(2)开展适应于DNA分子、已有生物酶、生化操作与仪器技术的数学计算模型的研究。为研制以DNA分子与生物酶等为材料的DNA计算机,如何建立相适应的数学模型是当前DNA计算机研究中的第二个难点。(3)在中科院成立生物计算机研究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生物计算机研究院。其主要职责:研发实用化的生物计算机,需要至少6个领域的科学家:信号处理专家、控制工程专家、数学与运筹学家、电子计算机科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密码学专家。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1期)
自旋芯片与器件的研发与产业化刻不容缓
都有为*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使社会走向电气化,从物理观点看,仅仅是利用电场调控电子电荷的集体有序运动,因而出现了电工学学科;20世纪50年代人类进入到微电子工业为基础的信息化时代,也是通过电场调控电子的运动状态,形成了电子学与微电子学学科。在二进位的计算机运算中,电荷存在与否是两个不同的物理状态,因此可以分别代表0与1进行运算,从而产生SRAM、DRAM等芯片,奠定了信息化的基础,人类社会二次产业革命都紧密地关联着电子电荷的调控。20世纪80年代,法国与德国科学家Fert与Grünberg独立开展了磁性纳米结构材料输运性质的研究,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GMR)。随后,美国迅速开展相应器件的研发并商业化,制备成高灵敏度的计算机读出磁头,使计算机存储密度与计算能力显著提高,单磁头产值就超过35亿美元,同时还开拓了磁电子学的新学科。鉴于该研究巨大的应用前景与重要的基础研究意义,法德两位科学家获200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磁电子学又扩展到半导体自旋电子学与分子自旋电子学,目前统称为自旋电子学。在此基础上,世界发达国家集中力量研发磁随机储存器(MRAM),利用自旋进行信息储存与处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提出“自旋电子科学的发展及应用将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自旋芯片(各种模式的MRAM)已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2006年前利用隧穿磁电阻效应(TMR),用电流产生的磁场调控自旋,制成低密度的第一代自旋芯片——MRAM;2006年后利用自旋极化电流调控自旋,成为第二代自旋芯片——STT-MRAM;目前研发电场调控自旋,功耗将进一步下降的第三代自旋芯片——MeRAM,可望在近年取得突破,从而进入到商业化的阶段。自旋芯片优点:与DRAM相比,非易失性、抗辐射性、高运算速度;与Flash相比,低功耗、长寿命、存取速度比Flash快千倍。此外,除作内存外,尚可作外存,磁硬盘与芯片可以合二为一。自旋芯片兼具SRAM的高速度、DRAM的高密度和Flash的非易失性等优点,其抗辐射性尤为军方所青睐,原则上可取代各类存储器的应用,成为未来的通用存储器。自旋芯片属于核心高端芯片,是科技关键核心技术,可军民两用,具有高达千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前景,有可能成为后摩尔时代的主流芯片,这对于提升国家的高科技水平和增强国防安全意义重大,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最新的飞机A350 已采用MRAM搭建其计算系统,这意味着自旋芯片将走向商业化,国家应予以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力量,奋起直追,莫失良机。如不重视,必将受制于国外,重走半导体芯片落后的覆辙。
应尽快以增程式电动汽车取代私人燃油轿车大市场
田昭武*
1 私人燃油轿车大市场必须尽快以电动汽车替代,为国为民解忧
(1)石油危机。乘用车产量7成以上为传统普通私人燃油轿车。为此每年新增油耗超过千万吨,如不尽快节流,石油进口依赖度激增,威胁国防安全;
(2)环境危机。燃油汽车排放造成的城市污染和雾霾已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
(3)完成国家指标。以电动汽车取代具最大市场的燃油汽车,才能完成或超额完成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紧迫指标;
(4)大型企业的积极性。不能仅由政府推动。普通私人电动轿车潜在市场规模最大,应能调动大型企业积极性,抢占市场份额。
2 找出当前最合理可行的技术路线
然而,几年来市场恰恰证明: 普通私人电动轿车在市场最难推行,至今占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极低。关键在于用户三怕: 售价高、充电难、续驶里程短。靠政府号召和优惠是不够的,高额补贴非长久之计。必须比较各种类型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之优劣,找出当前解决用户三怕的技术路线。
(1)纯蓄电池电动汽车, 虽然有零排放的优势,但其前提是极高比能量而又廉价安全的新型蓄电池,目前还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对石油和环境危机而言,远水难救近火;
(2)轻、中度混合动力汽车,节油率太低,只是节能汽车,即使全面覆盖,仍不能解决石油与环境危机的迅速扩大,不属于新能源汽车;
(3)插电式并联或混联混合动力汽车,结构复杂,技术难度大且售价高,发动机核心技术基本上接近燃油汽车,仍受制于外国;
(4)低速短程电动汽车,车载电池少而便宜,适合近郊农村和和小城市,解决了私家轿车的低档次的需求部分,但未解决私家轿车中的大部分(中档以上)需求,性能有待提高以达到普通私人轿车的要求;
(5)增程式电动汽车, 是在纯蓄电池电动汽车的基础上开发的多动力源电动汽车。当前最能解除普通私家轿车用户的各种顾虑:
①车载蓄电池只需负责每日经常性上下班行驶里程(50km或略高),蓄电池少而售价低且安全性高,现有的多种商业化蓄电池已可满足,降低了购车和用车成本;
②因蓄电池少,可利用夜间谷电慢充电,不依赖快速充电站网建设;
③增程式保证了续驶里程。安装了车载的增程式发电机,随时提供电力驱动车轮或对蓄电池补充充电,免除了“电尽车停”之忧。
国家、用户、企业三方都能接受,且立足于电池和汽车厂商当今技术水平。
3 增程式电动轿车的优势
(1)经常里程(每日市内上下班等活动):只须蓄电池驱动,零油耗,零排放。经常里程约占全年里程的80%;
(2)非经常里程(超过经常里程,如到市区外活动): 平均约占全年里程的20%。增程式发电机中的发动机工作于恒定的小功率,效率高于燃油汽车。用增程式发电机时每公里耗油仅为燃油汽车的一半(节油约50%);
(3)全年里程耗油:降为燃油汽车之10%(经常里程与非经常里程的权重平均),所以全程节油率达到90%,最接近于纯蓄电池电动汽车,且市区环境污染降为5%以下(因为非经常里程2/3以上不在市区内);
(4)增程式发电机中的发动机寿命指标可较短:以工作小时计,只需整车寿命指标的20%;
(5)发动机技术门槛低(功率小且恒定,工作寿命可短),核心技术不受制于外国;
(6)因车载电池少,可利用谷电在夜间慢充电(相当于家用电器的功率),不依赖于昂贵且不能及时建成的快速大功率充电网络基础建设;
(7)为缓解拥堵,可大力推动增程式电动公交车。每日行程虽长,但可机械换电池两次以减轻车载电池重量。
结束语:以增程式电动汽车取代传统私人燃油轿车大市场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