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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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第5期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12日 点击数量:3146
余欣荣*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物联网作为改变农业、农民、农村的新力量，可望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巨大力量。
农业物联网把农业现代技术、非农业现代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集成应用，具有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本质属性。有4个鲜明特征：一是人机物一体化特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自然、经济等要素以人机物的形态有机联系起来，将传统的人机双方交互，转型为人机物三方交互。二是生命体数字化特征。感知和监测农业生命体生长、发育、活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各类环境的智能控制。三是应用体系社会化特征。所构造的人机物世界包括信息空间、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融合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网络社会，需要社会化分工与协同。四是发展理念“三全”化特征。遵循“全要素、全过程、全系统”的系统论观点，从全生育期、全产业链、全关联因素考虑，增强发展科学性和有效性。
当前，农业物联网与农业的融合不断加深，要积极发挥农业物联网的引领作用。引领生产向智能化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布局合理，提升农业生产工具的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引领经营向网络化转变，提高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应用能力，推动市场交易的网络化，促进农产品产销结合的智能化。引领管理向高效透明转变，有效提高信息发布的透明度、社会管理的高效性和质量安全监管的精准性，减少管理中的人为干扰，切实保障各方权利。引领服务向便捷灵活转变，依托农业物联网在配置信息资源、提供服务手段等诸多方面的技术优势,建立健全高效、智能、个性化的农业服务体系。为此，目前要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农情、民情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正确选择农业物联网的发展途径。一是加强研究，奠定农业物联网理论基础。重点抓好以下方面的理论研究：农业物联网社会的基本特征，人机物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农业物联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农业物联网的顶层设计，以及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农业物联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与作用，等等。二是积极试验，探索农业物联网实践模式。要选择领导重视、经济条件好、农业水平高的区域进行试点带动，加快农业物联网平台建设步伐，尽快出标准、出模式、出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三是突出效益，强化农业物联网引领作用。要强调“适用最好”理念，考量普适性及其低成本化运作。强调“双先双用”理念，努力做到“先成熟的先用、先急需的先用”，让农业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实实在在地感受物联网带来的效益与福利。四是创新科研，构建农业物联网技术体系。围绕“全要素、全系统、全过程”开展联合攻关和科研创新，加强农业物联网标准技术研究，推进农业物联网与新一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发展，形成农业物联网技术体系。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6期第679页）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胡鞍钢*
世界性国际竞争，既体现在经济竞争，更体现在科技竞争。历史已经表明：“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落伍者，曾是“一穷二白”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60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正在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
中国作为世界性科技革命的追赶者，是实行自主创新政策的极少数发展中国家之一（甚至是唯一），先后实行了“科技立国”战略，“科技兴国”战略，现在又在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即“科技强国”战略；从科技政策看，先后实行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外开放，拿来主义”的方针，“鼓励自主创新”的方针，再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协同创新”的方针；从科技体制看，从中央计划科技体制、单一的政府科技投入、以国有科技单位为技术创新主体，到国家科学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从限制科技人才流动到鼓励自由流动；从利用科技资源看，从主要利用国内科技资源到充分利用两种资源特别是全球创新资源，也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鼓励建立外资研发机构、引进国际人才、吸引海外创新人才等。
中国获得和使用技术充分利用了4种途径：（1）对外开放直接购买和引进国外技术;（2）强化本国对引进国外技术的再创新能力;（3）不断提高本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4）中国特殊的优势，即巨国规模效益优势，即任何一类技术创新，享有巨大市场规模效应，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创新的经济成本，还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那些投入极大的重大工程技术、国防科学技术。1949—1959年，中国对东方世界开放，主要从苏联引进技术，出现了技术追赶，同时开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1960—1965年，苏联中断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和出口，中国在封闭的条件下强化了发展自主技术能力，主要表现在技术追赶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极大冲击和影响了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尽管在1972年之后开始引进西方国家技术，但从总体上看出现了与技术先进国差距拉大的情形；1977年之后，中国实行“拿来主义”，大规模持续引进外国技术，开始了一个持续的技术追赶过程，但是本国的自主技术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不断下降；1995年之后，这一比重开始上升，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极大地扩大了引进技术的能力，还充分利用了技术再创新（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大大强化了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出现了快速的技术追赶，甚至在很多领域与世界先进技术“并驾齐驱”。
中国实现科学技术的追赶，发展出世界科技大国的自主创新道路：即从“向科学进军”到“打破常规，跨越式发展”，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选择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的必然性有以下几个原因：中国特有的历史基因和历史传统，中国特有的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中国未来实现“中国梦”大战略的客观需要和巨大需求，以及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责任。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世界环境，都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道路。这始终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宏大目标。
（全文请见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1期）
发挥五大战略优势迎接创新爆发期
与历史上的韩国、日本乃至美国都不同，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赶超具有绝无仅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根源在于中国是全球化下的东方后发大国。这一独特根据意味着，中国要实现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必须全面突破国际创新格局实现技术赶超；这一独特根据还意味着，着眼于这一宏伟目标，中国具有五大战略优势，即巨大规模、产业体系、举国体制、后发优势和成本优势。首先，随着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将会具有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投入规模优势，从而给中国自主创新带来战略主动权；其次，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巨大市场规模为完整产业体系提供了合理性根据，而完整产业体系意味着各行各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巨大的网络效应；第三，举国体制对于具有明确目标、需要巨大投入和长期努力的技术追赶领域，特别是复杂产品系统攻坚方面具有特别优势，而以基础产业、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为代表的这类复杂产品系统正是中国自主创新的脊梁；第四，对于后发优势，除了常规表现外，当前中国突出表现在绿色经济和互联经济这种产业范式转型带来的弯道超车的历史可能性上；第五，在低成本生产优势淡化的同时，中国低成本创新的优势将会凸显。
综上，一方面，全面突破这一自主创新战略目标令人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五大战略优势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理论可能性。事实上，无论从统计指标还是产业创新的角度看，中国已初步呈现出创新大国的现状和创新加速的态势。理论分析表明，这种加速态势具有历史必然性，必然性就在于中国作为全球化下的东方后发大国在自主创新方面所具有的战略优势。因此，过去十来年不仅是中国经济规模初步呈现世界影响力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创新的基本优势由潜力变为现实，从而使得中国创新影响力初步浮出水面的阶段。随着中国创新能力加速提升的持续，和多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局面正在逼近一个临界点，从而使得未来十年成为中国创新能力的爆发期。创新爆发期的来临是个客观趋势，要使其最终成为现实，还需要通过战略和政策手段进行主观努力，包括总结推广高铁创新模式，实施“平台+生态”计划，针对核心环节引导战略合作，建立开放的创新大市场，严格绿色规制和安全壁垒，积极迎接互联经济变革，实施全球创新资源计划和建设全民创新文化。
（全文请见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1期）
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缘政治分析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中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趋势如何，中国应采取何种结盟策略，已成为我国参与气候谈判的重要地缘政治政策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气候谈判中几大国家阵营的稳定性及其变化趋势。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王铮研究员课题组在“973”项目的支撑下，收集了全球117个国家的自然、经济、排放、风险等7方面共14个指标的统计数据，通过要素分析和排放配额的最偏好原则比较对气候谈判中的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1 欧盟27国
欧盟27国在配额原则偏好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7国中有23个国家的第一偏好为世袭原则，然而，27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仍存在显著差异，这将成为影响欧盟27国集团的不稳定因素。东欧和南欧国家，包括意大利、希腊、波兰、捷克等国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西欧和北欧国家，难以在气候保护行动中达成一致。
2 伞形国家
伞形国家集团总体上较为稳定，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分裂因素，主要包括：（1）该集团中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在聚类分析中均与欧盟国家具有较好的相似性，而与美国未能形成显著的聚类关系，表明美国与该集团中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基础并不牢固；（2）俄罗斯、乌克兰在经济水平上与其他伞形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难以保持长期的同盟关系。
3 “G77+中国”
“G77+中国”是当前气候谈判中最不稳定的国家集团。（1）中国的自然条件与中高纬度的北美、欧洲国家更为相似，与G77国成员存在差别；同时近年来中国的排放持续增长，使得中国在配额分配原则上更倾向于世袭原则，与美国等伞形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具有相似性，同时研究显示，世袭原则将有助于我国获得更多的排放空间；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也促使中国未来的主要诉求是获得更多的排放空间以满足人口生存所需，而非G77国家所关注的获得更多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资金；（2）G77集团中的石油输出国的经济水平和排放水平普遍高于其他G77成员国，且在配额原则上倾向于世袭原则，而不是多数G77成员国所偏好的支付能力原则；（3）G77集团中的热带雨林国家，在自然条件上与其他G77国存在显著差别，且雨林国家在REDD（减少毁坏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方面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这也加大了该小集团与其他G77国家的分离。
4 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在未来经济增长需求的驱动下，相似的排放需求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形成较为稳定的集团。其中，中国与印度由于都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未来以生存为目的的碳排放需求具有共同的诉求；中国与俄罗斯在配额原则偏好上均最偏好世袭原则，两国具有一致性，未来中国与俄罗斯虽然服务业比重将有所上升，但仍将在国际制造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使中俄具有相似的排放需求。
5 中国
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排放大国之一，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对国际气候谈判地缘政治的影响因素分析，课题组建议：
（1） 在排放权配额原则上，中国宜提出以世袭原则来分配；
（2）在与“G77+中国”集团的关系处理上，中国未来不宜再与G77国家捆绑在一起；
（3）在同盟国家的选择上，中国可与美国形成新的伙伴关系；
（4）在与金砖四国的关系处理上，中国需要加强与金砖四国的同盟关系，以满足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排放需求。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6期第716页）
基于地缘战略的南亚地区科技合作思考
1 南亚的地缘战略重要性
（1）南亚是我国必争的地缘战略区域。南亚处于欧亚大陆外缘新月形地带的中间，扼守亚洲、大洋洲通向欧洲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印度洋是中国的重要贸易通道，中国85%的石油进口需要通过印度洋。从地理和地缘、政治和外交、稳定和安全、经济和发展等方面审视南亚地区，其对我国长远战略利益攸关而密切；（2）南亚是保证中国西部安全的战略要地。南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与新疆、西藏接壤，共同边境线长达5 000多公里，海外“疆独”、“藏独”势力在国内策划骚乱，使得我国安全重心“由东南转向西北”。因此,南亚对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以及促进西部大开发、打击毒品的社会行动都离不开与南亚的多边合作；（3）南亚地缘战略优势日益显现。我国14个陆地邻国中，有5个在南亚，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不丹。我国同南亚国家的交往从2 000多年前就已开始，许多南亚国家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南亚在我国的周边外交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4）深化南亚合作前景广阔。中国是世界石油消费大国（2013年石油进口居全球第一），南亚靠近波斯湾产油区，俯视着东西方重要的石油通道，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巴基斯坦的煤、铁和阿富汗的铜等矿产资源丰富，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急需的资源。目前南亚各国经济潜能尚未完全开发，中国与南亚的经贸合作潜力巨大，2012 年1—11 月中尼贸易额为17.4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2.4%，由此可见，加强与南亚的经贸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也大有裨益。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是我国改善地缘环境、扩大战略回旋余地，加强内陆对外地缘关系支撑的重要举措。
2 南亚面临的问题
南亚地区既存在宗教、文化和种族上的差异，更伴有边界、领土乃至水资源、移民等方面的争端，以及政治、军事上的对抗。而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快速退化的自然资源，以及持续加重的贫困和粮食危机，使南亚成为最易遭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地区之一。近些年来，洪涝与干旱、冰湖溃决、土地退化等自然灾害在强度、频率以及不可预测性方面都有所上升。
鉴于南亚地区多重矛盾存在，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为我国深入该区域施加大国影响力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其有力的切入点就是科技合作。以我为主导的跨境跨域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有望卓有成效地解决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生存问题及区域生态与环境安全问题。
3 加强南亚科技合作的战略意义
由于南亚是全球落后地区之一，科技发展水平有限，纵观世界地缘大战略格局和周边关系发展态势，从长远战略考虑，主动积极地加强与南亚的科技合作，可为外交领域有关的问题解决寻求渠道和铺路，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1）通过科技交流与合作，建立科技伙伴关系；（2）通过跨境科技合作，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加强协调能力；（3）通过多边科技合作，培养有潜质的青年科技人才；（4）通过科技援助性的项目合作，增强我国“软实力”的影响力；（5）通过科技合作，彰显我国在南亚地区的科技引领作用。
4 优先开展研究的领域
（1）全球环境变化的区域影响。由于南亚主要是环绕泛喜马拉雅地区，故对全球气候变化极为敏感，增温比较显著，陆表过程加快（如冰川消融、冻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速降等），深刻影响区域发展。通过多边跨境比较研究，系统积累科学数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为科学揭示环境变化的系列影响、评估可能产生的时空效应等提供必要支撑；（2）全球环境变化下区域水土过程与灾害及风险管理。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冰川的快速融化，导致上游河流水情发生明显变化，冰川泥石流、冰湖溃决等灾害风险将会明显增加，并会波及多边跨境问题。干旱与洪灾交替、生态退化及其脆弱性增加、坡地农业开发强度提高，造成水土流失的加剧。鉴于此，通过以我为主、开展多边协同科技合作，系统认识全球环境变化下南亚陆表过程与互馈作用机理，揭示冰川泥石流、冰湖变化、水土流失过程与动力机制，可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下跨境水灾害风险管理提供指导依据；（3）全球气候变化的区域适应战略。泛喜马拉雅地区居住着数亿人口，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必然会影响山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加剧贫困化。因此，合作开展气候变化对该地区资源、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影响的监测与评估研究，提出相应战略与对策，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