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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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第2期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18日 点击数量:2873
新起点——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与政策选择
杨晓光 鲍勤 杨翠红/中科院预测科学中心
无论从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角度，还是从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角度，或从更为广义的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经济体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稳定等与“经济平稳增长”密不可分的前提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所赖以维系的发展模式都走到了需要转折的关键时点。本研究以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框架，深入剖析了中国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两个主题之下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发展变化，探讨了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以及这些驱动力随经济发展而消弱的原因，指出现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需调整，需要开发改革红利以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地平稳发展。而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把握机遇，有可能开创中国经济的新起点。当下需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选择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转变经济格局，通过转型进行再平衡，解决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对于经济转型的政策选择，建议如下：
（1）通过主动转型释放增长空间，协调经济体之“身”与“心”。所谓主动，指的是由于意识到经济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出台合适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帮助经济更快地走向平衡之路。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在广阔的潜在市场支撑下，中国经济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这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才能释放。从广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框架下定义经济发展可能性边界，即在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经济体所可能获取的最大的发展可能性，这需要从经济体之“身”和经济体之“心”两个角度衡量，“身”即为经济体自身的发展条件与环境，“心”即科学技术的创新，在“身”与“心”两方面，通过进一步深化“开放”与“改革”，高举科学民主自由的大旗，建设创新文化，为经济发展可能性边界的对外拓展扫清障碍。
（2）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从制度上奠定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从长期来看，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一方面通过新的政策措施创造更多的红利，另一方面通过改革现行机制缓解和解决目前经济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进行社会管理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制度落差。特别地，放松政府的调控之手，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打破垄断，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全面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动力；同时改革社会管理制度，释放被城乡二元化等约束了的“人口红利”。
（3）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高度布局国内经济转型战略。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经济再平衡的重大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需要站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高度进行战略性的布局。在对外经济政策中，战略性布局体现在经济政策的全局性和前瞻性。一方面，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进，通过对外投资等方式积极拓展技术合作的可能，以充分挖掘技术红利。另一方面，由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再平衡的需求，需要通过政策，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和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在对内经济政策中，需要以点带面，通过若干关键制度安排和战略性部署带动实现整体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以“城镇化”为契机在农村和城市推进多项改革措施，以最大化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生产要素带来的红利。
（4）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携手为经济转型保驾护航。货币政策更多地影响一次分配的结构和经济效率，而财政政策更多地影响二次分配和经济公平，通过两种政策的有效搭配，确保经济在“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的共同发展。货币政策的调整在长期以推进利率市场化为方向；在短期，由于我国金融创新和国内外经济状况的根本性转变，需要由数量型的货币政策逐渐向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转变，而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也需要进行及时调整。财政政策需要以减支实现减收，朝着藏富于民和公共财政的大方向演进，在具体的政策调整上，推进包括以房产税、资源税等政策推进地方主税种的建设，优化财政在中央与地方的分配结构；通过扩大营改增试点并最终实现在全国的推广，实现结构性减税，促进经济增长。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1页）
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的若干要点
樊杰 刘毅 陈田 张文忠 金凤君 徐勇/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党的”十八大”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我国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过去30年，我国城市化率从20%增加到50%以上，大城市得到充分发育，城市群成为主体形态，全国层面集聚同省域层面集聚共同作用构成了全国城镇化的基本空间格局。在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化战略和布局都步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健康城镇化战略对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应能有效提升不同地区内需水平、显著改善不同地区民生质量，有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应能有力支撑各地生态文明建设、与不同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应能有机地同各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推动各地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助于实现全面协调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应能不断优化各地区宜居宜业环境与国土品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有助于实现富有竞争力的城镇化。
（1）超前部署，把环渤海、沿长江和东南沿海建设成为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连绵带。从全球视野看，北美、欧盟和环太平洋地区是3大人口经济集聚区域。美国在2050年发展战略中，选择了都市连绵区作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欧盟空间战略也在探索，试图突破国家行政界限、建设2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连绵区。大都市连绵区（带）已成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引领国家和地区增强核心竞争能力的共同抉择。在我国城镇化布局中，应加快3大都市连绵带建设:一是环渤海大都市连绵带（包括京津冀、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3个城市群）与日本、朝鲜半岛构成的集聚区域；二是沿长江大都市连绵带，包括我国长三角城市群以及通过长江贯穿的皖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镇群和成渝城镇群；三是东南沿海大都市连绵带（包括珠三角、海峡西岸、北部湾城市群）与港台及东南亚经济核心地带构成的集聚区域，构筑与欧盟、北美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集聚区。
（2）完善布局，进一步强化贯通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区域的发展主轴建设。邓小平同志曾把2000年以后东部发达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我国形成了人口城镇分布“东密西疏”、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总体格局。从战略全局出发，打造垂直于东部海岸线、贯通沿海与内陆联系的发展轴带意义更加重要。而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受经济发展过程的制约，我国目前南北纵向联系较东西横向联系更为通畅便利。在“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的基础上，建议增加4条发展主轴：长三角城市群与西南内陆的沪昆通道以及与西部地区的西安-南京通道的主轴、珠三角城市群带动西南内陆的西江走廊主轴以及京津冀城市群贯穿中西地带的天津-太原-银川主轴。
（3）突出重点，把海岸新城带打造成为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我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万公理，在城镇化进程中，东部沿海省份在10公里海岸带范围建成的城市数量相对有限，除海港城市外，包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是近海而离岸发展起来的。海岸带开发利用在国际贸易不断增强、特别是全球化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加之海域环境容量大，位于河流末端对其他地域环境影响小；自然淤积造地和合理填海造地，缓解了我国严格保护耕地条件下解决建设用地的矛盾；海港建设技术突破及绿色水运方式复兴，特别是海洋经济和蓝色国土开发对未来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我国城镇化有必要再进一步向海集聚，在有条件的海岸带地区兴建或扩建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城镇，构建临海新城带。
（4）分类指导，着力构建和实施各具特色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在培育大都市连绵带、打造海岸新城带的同时，要依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依托经济布局的基本规律、依托公共资源在国土空间的合理配置、依托区域文化传承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形成城镇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城镇化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城镇化空间布局。重点是：合理布局内陆城镇群，促进优势集聚过程中的区域间协调发展；稳步推进传统农区城镇化，形成与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态势；探索山地丘陵城镇化路径，推动老少边穷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建设步伐；搞好沿边城镇建设，打造民生富裕和边疆稳定的国门新面貌。
（5）创新思路，适应城镇化空间形态变化的新趋势。 在我国未来30%左右的非城镇人口中，有一半人口将居住在难以最终演进为城镇化的地区，如城郊边缘地带和近邻大都市的周边乡村区域、具有良好的旅游休闲资源的非城镇化地区、分散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为支撑的乡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通过经营方式转型而形成的林业工人工作和生活区域，等等。这类地区可以称为“半城镇化”地区。应通过半城镇化、非农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一体化发展，促进其就业的主体形态、收入来源构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条件、生活方式与社区文化等，与城镇化人口和城镇化地区接近，把半城镇化打造成为我国城镇化空间形态的一种补充形式，这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使全社会更多地从城镇化过程中直接受益。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20页）
长三角城镇密集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新趋向
陈 雯 宋伟轩 杨桂山/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
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城镇密度最高的地区。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我国继续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建设生态文明，本区将迈入更高层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时代，也面临若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推动集约增长和绿色发展，促使城镇化从规模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变。长三角地区人口稠密、开发强度高，尤其是经历了30年多年以工业化助推的城镇化发展，各城市建成区面积至2011年底已超过6 300平方公里，资源环境负荷过重，未来建设增量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发展。在全球绿色发展模式的带动和生态环境紧约束的倒逼机制下，未来新型城市化的重点是探索一条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城镇空间集约增长新路。为此，需要进一步落实主体功能区，因地制宜，划分建设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合理空间，遏制城镇空间的无序蔓延；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提升资本、土地和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效率。而能否有效地发展高附加值、绿色化的产业发展以及服务经济，将成为促进城镇化内涵发展和城镇功能提升的关键所在。
（2）推动一体化、组团式的城市群发展，促进形成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改革开放初期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小城镇快速发展；90年代，开发区快速扩张推动了大中城市发展；随着服务经济发展，核心城市优越性和吸引力不断提升，本区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城镇规模等级较为完善的结构。同时，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次级城镇群体初现端倪，如宁镇扬同城化区域、杭州都市经济区、苏锡常区域等。这些城市联盟通过不断探索区域合作与融合的新路径，正在逐渐打破各自均衡孤立发展的状态，快速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网络+等级”的城镇群体空间演化。为此需要积极探索促进联盟与城市群发展的新机制，包括协调对话机制、调整互动机制、共建共享机制等，探索协调机构和结构基金的设立方式，等等。
（3）推动统筹发展的城乡一体化，促进城市化成果惠及城乡百姓。长三角历来是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区域，“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都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典范。近年来，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工作，探索统筹、集约利用城乡土地资源的新机制，提出了“三集中、三置换”等路径，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乡村为基础，互利互惠的新型城乡关系。但是，长期累积下来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989—2011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 407元增长到39 86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 047元增长到14 255元，城乡收入比从1.3:1扩大到2011年的2.8:1。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除要进一步探索新路径、新机制外，重点是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人口管理等制度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才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4）推动城市国际化，促使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发展。长三角作为改革前沿，抓住了国际资本投资转移契机，推动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断融入全球化之中。其中，上海的国际性城市职能日益凸显，南京和杭州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中心城市职能日益加强，苏州、无锡、常州、宁波等则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南通、泰州、扬州、湖州、绍兴等以传统制造业和地方特色产品加工工业为主。提升国际竞争力，长三角就必须朝着亚太国际门户、全球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心、世界级城市群的方向迈进，但是达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仍需不断努力：国际门户中的金融物流调控能力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层次尚待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进程仍需加强。推动城市国际化，为企业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奠定空间基础，进而推动整个区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长三角新时期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28页）
“振兴东北”以来区域城镇化进展、问题及对策
张平宇/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已进入第10个年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棚户区改造、老工业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具有东北特色的城镇化机制、途径和模式。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正在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主要进展表现在：
（1）区域城镇化率平稳增长，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2010年东北3省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区域人口出现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态势，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4个超大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占东北3省总人口比重持续提高至15.1%。
（2）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强，大都市区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网络化趋势。
（3）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老工业区改造的成效显著。累计有21个城市获批为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占全国比例30.43%；主要试点城市探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转型发展路径，初步摆脱了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沈阳铁西老工业区改造取得了成功，创造了 “铁西模式”，成为我国城市老工业区改造的典范。
（4）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物质环境改善明显，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群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然而，当前东北地区城镇化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
（1）区域城镇化动力不足；（2）城市群处在发育期，整体实力还较弱；（3）资源型城市转型任务依然艰巨；（4）城镇化的资源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影响大；（5）乡村城镇化严重落后；（6）城镇化的社会服务和管理水平低等。
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依据世界范围城镇化规律，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化速度将逐渐放慢，外延式增长将逐渐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以内涵式、质量型的城镇化方式为主。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速度已趋缓，未来要以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城市经济社会转型，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走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战略对策包括：
（1）优化城市群结构，提升中心城市的国际服务功能。科学规划设计以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为中心的4大城市群，发挥科技和智力资源优势，确立和巩固各自的国际分工，提升这些城市在国际金融、商贸、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地位，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水平提高。
（2）继续加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城市老工业区改造。巩固前期转型成果，加大对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的支持，完善城市功能，加大科技、人才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和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把城市老工业区综合改造作为老工业城市调整改造的工作重点。
（3）大力促进乡村城镇化。把县域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力汇聚起来，加快促进县城和重点镇发展，培育一批中小城市。加快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制度改革实践，促进农业生产资本的规模化经营。深化城镇投融资、户籍、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农村人口市民化提供政策保障。
（4）探索农垦区、林区和沿边地区的特色城镇化途径。近年来东北地区的农垦区、林区和沿边地区的城镇化势头强劲。要根据这些地区资源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区域功能定位，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城镇化道路和城镇建设模式，注意利用好国家对这些地区支持的特殊政策。
（5）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构建区域城镇化生态安全格局。严格控制征地指标，加大对土地利用监管，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效益，遏制大城市蔓延扩张；加大对废弃工农业生产用地治理，推进旧城改造，挖掘建设用地潜力。完善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城市群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等，形成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适应的国土空间格局。加强对沿海地区和中部城市群的空间管制，保护好滨海、滨湖、河道等重要湿地生态系统，注重城市公园、绿地和生态廊道系统建设，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安全格局。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39页）
中国干旱区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
张小雷 杜宏茹/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
中国干旱区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和对外开发的重要门户，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和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城镇在这一战略定位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位置。干旱区城镇化是人类与绿洲及背景环境相互适应、相互改变的过程。2011年，中国干旱区共有31个设市城市，县城（旗）86个，总人口约2 720万，城镇化率43.5%，城镇布局上体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绿洲组群特征。近年来，干旱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中心城市集聚进一步加强，城市组群和区域协作进一步深化。但与全国城镇发展水平相比，城镇综合竞争力仍有待于提高。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加剧，城镇区域发展不均衡，区域性中心城市弱、小、散，产城分离现象突出，城乡居民民生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城市扩张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剧。
加快推进干旱区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城镇在维稳戍边国家战略职能中的核心作用；有利于城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更好地提升内涵质量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人口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提高绿洲区域产出效益；有利于促进资源集约节约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战略举措；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更多地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提高全民综合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管理能力。
因此，干旱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建立起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新型工业化和农牧业现代化互动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格局，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1) 以中心城市为龙头，以绿洲城镇组群为单元，强化城镇集聚扩散，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干旱区各级城镇体系中的首位作用，推进工业和人口向中心城镇、重点城镇适度集中。构筑多个协调发展的绿洲城镇族群，加强绿洲内部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统筹区域内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布局和基础设施共享。以县市为单元，以绿洲片区为基础，统筹布局城乡居民点，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乡镇、村庄延伸，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2) 以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建设为载体，完善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支撑，增强绿洲城镇区域竞争力。加快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干旱区的对外开放度，减少绿洲间交流时间和成本。改善居住、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民生条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积极推进城市及县城主要设施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软硬环境，增强干旱区城镇发展质量和竞争力。
(3) 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契机，促进“三化融合”，增强绿洲城镇化的内生动力。推进产业多元化和一、二、三产业联动，推进干旱区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培育传统绿洲农业区新型农牧业合组织，扶持劳动密集型、微小企业发展，形成城乡产业和就业的协同进步。按照生产在园区、生活在城镇、产业园区与中心城镇互动的原则，统筹产业园区与城镇布局，促进各类产业园区与城镇一体化发展。
(4) 以生态文明为契机，促进绿洲城镇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合理调整水资源的产业配置、区域配置，建立节水型产业和节水型城镇，发展低耗水低排放低污染的循环经济，探索适应干旱气候的生态城镇化建设模式。加强绿洲生态建设，促进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强化干旱区流域综合管理，依托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探索符合干旱区特点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46页）
传统农区城镇化研究
冯德显 汪雪峰/河南省科学院地理所
传统农区城镇化是我国重要的区域性发展问题。表现在传统农区城镇化是引领区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三化”协调发展的引擎，是区域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是促进工业化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攸关区域最大群体——农民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加快传统农区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区域发展理论探索价值。
目前，影响传统农区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有资源因素，特别是工业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供给等资源和资本资源短缺；人口因素，包括传统农区城镇吸纳能力有限，未来农村人口转移的资本需求压力巨大；工业化进程因素，主要是起步晚、程度低；居民收入低，人们难以在本地就业，大多选择外出进城务工，因此本地城市化水平低；传统文化保守，小农意识浓厚，不愿意流动，愿意守在自己的田间地头，这种意识在传统平原农区更是根深蒂固，这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并未随人口迁移而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上国家战略中国家粮食核心区，属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限制开发地区，对耕地实施严格的保护，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受到国家战略和政策的较大制约。体制和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制约、农村土地制度制约、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也使传统农区城镇化步履维艰。
解决传统农区城镇化问题，根本在于促进农区生产要素快速流动起来，关键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土地要转起来，要素要动起来，农民要活起来，打破现行体制，让土地从小农经济者手中转向市场，流向专业化大户，实现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和利用方式上的重组，实现农业资本化经营。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农区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奠定了基础。当然，基于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基本特性，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布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建立工业化、城镇化发达地区对粮食主产区合理补偿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手段。
河南作为我国传统的平原农区，其城镇化的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模式是大中小城镇并举，构建五级城镇体系。即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基本思想是：一方面通过构筑多极、多元、均衡、开放的城镇体系发展格局，为高端产业和功能向中心城市（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集聚、一般产业和功能向外围组团（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扩散提供载体，促进区域、城乡之间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的优化；并通过产业集聚区的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提升中心城镇就业岗位提供能力，积极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更多农村人口享受城市文明。另一方面，顺应伴随产业、人口集中发生的城镇扩张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将新型农村社区纳入新型城镇化体系，在提高农村用地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农村人居整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教育水平，有效破解城镇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均衡城镇化的压力。
基本做法是：大城市为骨架，依托大城市构建“一极两圈三层”的现代中心城市体系。“一极”即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郑汴都市区；“两圈”即以郑州为中心，半小时、一小时经济圈；“三层”指郑汴一体化地区的核心层、半小时交通圈形成的紧密层和一小时交通圈的辐射层。中小城镇为支撑，即县级市、县城和中心镇为支撑，搭建能够有效化解大城市（中心城市）规模风险和分散中心城市内部压力的城镇化本地承载平台，成为县域城镇化地方支点。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点。目前，全省启动新型农村社区试点2 300个，初步建成500个。
在传统农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强协调，着力解决以下重大问题。（1）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和粮食核心区耕地的占保问题；（2）重视城镇快速增长与城乡人口充分就业问题；（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问题；（4）农村生产力要素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问题；（5）国家城乡统筹的体制和机制问题；（6）国家对传统农区的支持和地方创新发展问题；（7）工业文明的建设模式与生态文明的微循环建设模式探索问题等。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54页）
我国山区城镇化必须科学有序推进
邓伟 方一平 唐伟/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党的“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山区。
我国山地（高原、高山、丘陵）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70%，是典型乡村分布地区。在全国2 856个县（未包括台湾地区）中山区县1 429个，人口为6.08亿人，城镇化率为21%，远低于同期（2010年）全国49.5%的水平，足见城镇化的空间和潜力很大。
长期以来，我国山区城镇化建设不仅缺少国家层面的科学统筹和引导，山区城镇规划体系不健全，致使目前山区城镇化基本处于无序状态，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现有城镇人口超载，城镇规模适宜、适度问题十分突出，给社会管理带来更多更大的困难。
山区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地区，贫困问题突出。如太行山区、秦巴山区和横断山区东部（川滇黔接壤地区），有国家扶贫重点县115个（占55.2%），整体城镇化率仅为19.2%。毋庸置疑，山区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区。
整体看，山区城镇的经济社会功能基础薄弱，空间不平衡性特征，多种要素流动的速度很低，内生动力不足，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不明显。
在国家层面缺失指导和促进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法规体系。国际山地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已经印证了制定和实施山区发展的专项法律法规，对指导和推动山区的建设与发展极为重要。如瑞士、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家都出台相应的山区发展政策和法规，保障山区发展权益。如20世纪70年代起，阿尔卑斯山区通过政策扶持发展旅游业、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使得阿尔卑斯山区小城镇融入到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体系当中，成为山区城镇化的典范。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山区城镇化对国家城镇化建设大局的重要意义。（1）山区城镇化是全国城镇化一盘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推进山区城镇化建设与大格局的形成，是提升全国经济社会功能的基础，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本质要求。（2）山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紧紧依靠山区城镇化为农村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形成区域发展活力，实现集中、连片地解决山区贫困问题的能力。（3）山区城镇化是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山区城镇化格局的合理性是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架构基础，是缩小地区差距、分享现代社会发展成果的调节器，惠及民生，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公平，实现社会管理的协调与优化。（4）山区城镇化建设助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通过推进符合西部山区特点、文化传统等新型城镇、特色城镇的建设布局，特别是旅游城镇建设，给环境移民创造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条件保障，促进生态经济发展，提高特色产业支撑能力，进一步向资源节约、生态友好、节能环保、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迈进。
山区城镇化战略的基本导向：（1）坚持特色导向。必须把“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走山区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有机结合起来，走山区城镇之于文明功效、之于经济发展、之于民生促进、之于生态维护、之于文化传承的特色道路。（2）坚持嵌套导向。认清地形地貌大格局中制约下的嵌套，资源环境承载容量约束下的嵌套，城乡统筹目标下的嵌套。（3）坚持质量与效益导向。从我国山区实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走渐进式、生态化、集约型、融合型、多样型城镇化之路。（4）坚持安全导向。建立健全山区城镇山地灾害预警体系，保障山区城镇发展的安全性。
推进山区城镇化的3个先行：（1）科技先行。在山区城镇基本理论、战略、政策等方面系统创新，科学指导山区城镇化发展；（2）规划先行。按照整体协调与城乡融合原则，可持续与区域统筹原则，科学规划、科学布局，并兼顾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3）制度先行。推进山区城镇化，必须要考虑我国山区的特殊性，在制度建设保障上可推行国家政策引导优先，区域帮扶优先，制度实验和示范优先。
加强山区城镇化的3个重点基础工作：（1）山区城镇基础数据平台建设；（2）山区城镇安全风险区划; （3）国家山区城镇体系建设规划组织具有封闭性、局限性。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66页）
2013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中科院预测科学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2013年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好过2012年。国际方面，2013年，全球经济将处于危机后期的调整期，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缓慢复苏；欧债危机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会有所减弱。囿于发达经济体对外需求总体仍将偏弱的影响，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回升速度有限。因此，2013年中国的外需形势虽会有所改善，但仍将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经济的外部运行风险仍较高。国内方面，尽管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凸显，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提高、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难以平衡、“人口红利”影响逐年减弱等等，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改革锐志已露端倪，给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民众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许，各级新政府即将履新并开拓新局面，改革红利将给2013年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利好，2013年有望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走向又好又快稳定发展阶段的新起点。报告预测，相比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在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方面都可能得到改善，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明显提高。
（1）经济增长预测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比2012年有明显的回升。预计2013年全年GDP实际增速为8.4％左右，比2012年提高0.6个百分点左右。2013年季度GDP同比增长呈前低后高趋势，上半年为8.2%左右，下半年为8.5%左右。从三次产业看，预计201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为4.7%，较2012年提高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为8.9%，较2012年提高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8.8%，较2012年提高0.7个百分点。
从3大需求看，消费将保持快速增长，实际增速有所上升，预计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实际增长11%，拉动GDP增长4.5个百分点，贡献率53.5%。投资增长趋稳，增速较2012年略有下降，预计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投资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50.1%左右。
（2）物价预测
2013年的中国物价，将主要受到上升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国内需求复苏促使物价触底反弹，劳动力成本仍居高不下，2012年逐渐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在2013年体现成效，欧美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增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但是物价的下降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上升因素的影响。这些下降因素包括：房地产调控依然会保持较紧的态势，粮食和猪肉产量充足、供给平稳将遏制2013年食品价格上涨，2013年CPI翘尾因素整体弱于2012年等。
预计2013年全年CPI上扬3.20%，PPI上扬0.15%，PPIRM降低0.21%，均高于2012年的水平，物价总体水平保持小幅上涨平稳态势，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依然存在温和通货膨胀压力。
（3）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受2012年为实现“稳增长”目标而扩大投资政策、信贷政策放松而加快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周转、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增速上升趋势明显等积极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集中到期偿付压力大导致资金来源受限、销售增速减缓和成本持续上升的双重挤压、为实现节能减排和抑制产能过剩的任务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投资限制等不利因素的制约。总体而言，2013年积极因素大于制约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呈现缓慢上升态势，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增速为22.2%左右，全年固定资产新建投资累计增速25.8%左右。
（4）消费预测
受经济转好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房地产市场回暖对建材、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的促进作用，以及国家消费刺激政策出台对居民消费热情的激发作用，2013年中国消费将出现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社会消费增速呈现从低到高的走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5.8%左右，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5.6%左右，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6%左右。
（5）进出口预测
2013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及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我国对外贸易可实现温和增长，增速将高于2012年，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8.9%左右，进口增速为7.9%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速为8.4%左右，全年实现贸易顺差约为2 600亿美元。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74页）
预测国际油价支撑经济建设
范英 姬强/中科院政策所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和巨幅波动给能源决策带来极大的挑战。宏观上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带来能源安全隐患；微观上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给能源相关企业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
由于石油兼具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通常的预测方法都很难发挥作用。我们经过十几年的攻关积累，发展了一套定性定量结合的短、中、长期预测方法，有效地开展了月度、年度和中长期的国际油价预测。其中，年度油价预测报告连续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每年第一期，引起能源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重视，有效支撑了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等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新的一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挽救经济的行动仍在继续，是积极的信号还是悲观的担忧,全球经济走势如何影响石油市场?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局势将给石油市场带来哪些不确定性？汇率波动、市场投机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石油市场波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主导2013年国际油价的走势。
本研究根据油价运行规律的非线性长记忆特征和国际油价存在的波动特点，将定量模型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将历史规律和市场预期相结合，建立了油价综合分析预测系统。预测模型由3部分构成：（1）采用广义模式匹配的思想，从油价的历史数据中挖掘规律，将历史模式在时间维度和价格维度两个方向上进行伸缩变换，在新的模式概念下寻找与近期油价变动最为接近的价格模式。（2）将季节性变化对油价趋势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采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方法对油价进行分解，用季节变化模式对广义模式匹配的结果进行调整。（3）考虑到国际石油市场供需脆弱平衡的现状，我们引入人机交互市场预期调整机制，将定性判断纳入预测模型中。
我们认为，2013年国际原油市场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经济复苏进程和地缘政治风险。首先，全球经济低速增长将成为常态，石油需求短期增长动力不足；其次，2013年原油产能过剩供应相对充足；再次，市场交易活跃程度进一步增强，投机活跃程度已经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投机行为更具针对性。第四，美元汇率走弱预期增强，油价上行风险增加；第五，中东地区政局风险隐患加大，石油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不足，2013年可能成为地缘政治事件的集中爆发年。
在对影响油价的主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应用自主研发的油价综合预测分析系统，预测国际油价整体走势将低于2012年水平，石油市场多空因素互相制约将支撑油价继续维持在当前的油价水平，油价运行区间很难出现大的改变，但是局部时段油价的波动性将会有所上升。预测2013年国际原油月平均价格（Brent）为105美元/桶。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79页）
平稳增长条件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排放需求估算
王 铮 刘 晓等/中科院政策所，华东师大，湖南社科院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人类必然受到一个约束，即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当经济系统偏离平稳增长轨道，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人类必然降低自己的碳减排努力。因此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碳排放需求，换言之，也就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碳减排可能水平。
然而，保持区域经济平稳增长的路径很多，这就需要考虑人类另一个经济行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经济增长是平稳的而且达到最优化，那么该过程在经济学上可以被称为“黄金增长”或者称为最优的平稳增长。事实上，人类是在努力保持经济的黄金增长，或者说黄金增长是一种增长期望。
本研究运用碳排放经济动力学的黄金增长模型，分析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2009—2050年的能源碳排放需求量和减排可能性。结果表明：（1）我国大多数地区节能减排处在良性发展阶段，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承诺的降低能源强度的40—45%，在从保持黄金增长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或者说黄金增长所提出的碳排放需求在该减排目标下可以实现；（2）2020年以前按照平稳增长要求，我国西部地区不可能达到减排40—45%的平均减排目标，换言之，如果西部地区要达到减排40—45%的，则不能保持西部地区的黄金增长。因此东部地区在未来的减排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责任；（3）以上海为代表的传统工业省区，以及经济正在起飞的中部省区，难于大规模降低能源消费，因此需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以降低碳排放；（4）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区内蒙古、宁夏、青海、贵州、云南，节能减排压力大，需重点改变目前的能源使用技术水平和粗糙生产模式，才能保障实现环境增长；（5）在黄金增长条件下和现有技术进步水平统计下，中国的碳排放高峰出现在2031年。提前这个时间，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处于黄金增长路线上。将中国的碳排放高峰控制在2030年左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
（全文请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