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回顾、反思与前瞻

Retrospection,Introspection and Perspective Forecas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Trades in China

        康大臣(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吕莹莹(北京交通大学)
        王建冬(北京大学)

         现代服务业;战略思维误区;区际协调

        modern service trades;wrong reg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regional coordination

        针对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本文从思想理论误区辨析等角度,探讨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未来趋势,指出我国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主张我国要充分利用好5大城市群,通过价值链上的侧重与分工,实现超级协作,打造服务经济的世界高地。

        In view of the reality of in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trades in china,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service trades and future trends from the perspectives,such a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wrong regions of ideology and theory,and proposes that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in fact almost standing at the same starting line in the sen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trades,and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authors advocate that 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by the particular emphasis on value chai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to achieve super-collaboration,and to build a service economy height in the world.

         为了尽快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有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必须想方设法加快发展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但是,长久以来,我国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现代服务业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小,而且发展缓慢,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未能起到应有的战略性支撑和保障作用。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中所指出的,当前“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

         实际工作中,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谓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却总是无法像发展工业那样取得快速有效的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往往是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和方法来搞现代服务业,如强调要素投入和项目建设等。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目前国内外对于现代服务业的理论研究尚不深入,人们对现代服务业得以培育、发展和演化的规律认识不清。

         尽管人们已经看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流程和技术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仍然因相应理论和实践典范的缺乏而囿于工业经济的思路。譬如,人们在制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产业经济学理论来进行产业选择。实际上,对一个城市或区域来讲,什么样的服务业都要有一些,并不能像搞产品经济那样,搞这个不搞那个。

         对于各种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可以对之抱以一定的预期,但很难指望这些工作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像当初搞市场经济那样的“摸着石头过河”和搞一些试点的做法,尤其还主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要着眼点的理念与思路,可能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和超越。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如果在有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上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实践就只能是低效,甚至是盲目和无效的。本文从分析现有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思想误区入手,指出了转变现代服务业发展思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目前,学界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较为统一[1],然而对现代服务业如何发展的研究非常不足,缺乏系统的可以指导思考和操作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研究在认识上还存在诸多误区。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是一个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上升。经济研究中,通常把一般分工表现出来的服务部门比重上升,看成经济增长的伴随现象,没有把服务部门发展作为分工深化的表现加以认识[2]。这种理论使得目前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服务业可以随着GDP的增长和由之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地成长起来。对于目前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国内学者认为,主要在于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处于工业化阶段之中,还没有发展到服务业开始快速增长的阶段[3]。对于这种指望现代服务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成长的观点,学界一直存在批评之声。Riddle[4]认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奏,服务业的创新成为工业革命的支撑,例如,职业研究活动的出现,教育系统的改进,运输方式的改善,服务创新的出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Riddle认为,服务业的份额上升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因[4]。

         那种认为经济水平上去,服务消费需求自然得以提升,服务供给亦随之产生的观点和期盼是无根据的。其中有服务需求不确知,服务供给很复杂等问题。靠市场和政府,有效服务需求和供给都难以形成,失灵现象十分明显。然而,变化莫测的服务需求到底如何才能得以明确、挖掘和表达?持续有效的服务供给如何能够形成?这些都是现代服务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没有很好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这种状况实际表明,人们并不明确了解服务经济本身客观上遵循着的是一种根本不同于工业经济的规律,由此致使人们在实践上用工业经济的思路做规划和求发展。实际上,对现代服务业,按照工业经济思路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在如此思维和行事多年之后,到底效果如何?人们还缺乏应有的反思。

         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中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服务业产出比重为什么会长期偏低?为什么即使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也没有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这种状况,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谜[5]。由此提醒我们,应当主动研究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积极探索现代服务业的培育激励和发展机制,从而实现思想观念和发展实践层面上的深刻变革和根本突破。

         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因此我们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往往会沿用工业经济时代模仿和赶超的思路,寄希望于对国外服务业发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但是,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对于服务经济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服务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神话”。Jan Owen Jansson[6]通过对瑞典的案例研究认为,所谓服务业占越来越大的份额,主要是由于统计所产生的幻觉。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原因,要么是统计方法的结果,要么是工业外移的效应。实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发展的主要是商贸和金融等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固然比较发达,但并不足以通过其为产业提升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反倒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创新”和没有很好朝向产业升级或支持创新创业而带来诸多泡沫。此次金融危机就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样尚未发展到可以很好支撑或服务于产业升级,并且由此带来大额利润的程度,同样没有找到能够使其免于增长低迷,甚至陷入衰退局面的“金钥匙”。

         由此可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问题上都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在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上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能否抓得住,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至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目前,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社会历史条件已基本具备,社会各界对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统一,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如何破除、填补各种思想认识和发展理念上的误区与空白,破除我们在工业经济时代产生的由来已久、甚至渗透到很多人骨子里的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崇拜或迷信。应该树立的理念是:作为工业后进国的我们,在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一问题上,可能有着后发优势。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不理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战略思维因为先进科学理论的缺失而带来的僵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调节政策的失灵。如果一味停留在现有的思维定式之中而不寻求突破,将无法在理论和战略上指导我国新时期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学存在着较明显的“重商品轻服务”的传统,人们不习惯将服务作为纯经济范畴来分析。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只有工业和商业才是生产性产业。在论述服务与制造的区别时,他谈道:“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下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7]在斯密看来,家仆劳动,即其所提供的服务,是无形的,“随生随灭”,不固定亦不体现在特殊的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并以此作为不是生产劳动的根据。

         经济学界对于服务的认识长期无法取得一致,对于现代服务业的认识则更加滞后。在早期,人们无法清晰界定服务业的行业内涵,难以回答“服务业是什么”,而只能回答“服务业不是什么”,这就是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最早提出的是“第三产业”这一排除法式概念的内在原因。直到1957年,科林.克拉克才在其第三版《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服务性产业”这一概念来代替“第三产业”。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服务业的发展迫使学界开始扭转长期以来忽视服务研究的倾向。其背景,就是70年代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经济“滞胀”和生产率普遍下降。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大多关注服务业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服务业“成本病”等理论观点。9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重新恢复,因此对服务业的研究也明显减少。可见,几十年来服务业研究一直都处于制造业研究的“附庸”地位,缺乏直指服务业的本质规律和内在特殊性的重大理论成果。

         从研究范式或研究思路上看,由于缺乏专门针对服务经济的基础性理论,主流经济学界对于服务业的研究,往往沿用与研究制造业一样的理论工具和话语体系,即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以服务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的《服务经济》为例,该书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实证研究,并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开创了借助统计数据来判定服务经济的研究传统[8]。然而,一直以来,服务业统计与制造业统计采用同样的数据指标体系,这又进一步导致服务经济研究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上,缺乏自己的理论工具,只能沿用或改造制造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数据上,也不得不采用与制造业一样的分析框架,从而使得富克斯所开创的实证分析传统无法很好地探索和识别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内在规律,而不知不觉间滑向了制造业研究的传统模式,执着于探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本等问题。

         在现代服务业研究和发展上,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正如黄维兵所说[9],这会导致人们在分析服务经济活动时,“往往将工农业产品的运动规律,比如供求规律,作为现成的公式用来生硬地分析说明服务现象,而忽视了从服务劳动产品自身的特殊存在形式出发,分析、综合服务业的经济运行”。从本质上说,现代服务业具有极强的联动性、支撑性和横断性,这使得成果的价值很难用价格来衡量,产业经济学分析所赖的逻辑基础也就面临重重挑战。究其原因,产业经济学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如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等,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言并不完全适用。

         首先,对于许多现代服务业而言,由于其产业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赢利能力(产值)上,更多时候是体现在服务业对于其他行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上。很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产业,例如教育培训业,其产值并不一定很高,但却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的提升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由此,产业经济学中使用投入、产出等经济指标计算的许多理论,如产业结构、主导产业选择、产业关联等在用于服务业的分析时其解释力都相对有限。

         其次,在服务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产业之间的互动模式。周振华[10]指出,信息化进程将深刻地改变产业关联中物质流主导信息流的传统格局。当信息流一旦成为产业关联中的主导性要素时,由于其不同于物质流的特殊属性,完全可以突破物质流相对固定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传递轨道的束缚,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系统集成,从而产生新的产业关联路径。因此,以产业间物质流为基础的产业关联理论用于解释服务业的关联度时,可能出现偏差,以产业管理为基准之一的主导产业选择也同样可能出现问题。

         第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内在机理与第一第二产业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从推动行业发展的动力上说,服务业是一个“胜者通吃”的行业,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出一种成功的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凭借经济全球化和发达的通信技术迅速辐射全球。这与制造业不同,制造业的发展,除了管理和组织方法上的改进之外,受资源、技术、人力、资金等要素禀赋的限制更多一些。因此,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特别强调产业布局的重要性,而对于服务业则可能并非如此。同时,决定服务业布局的原因和机理,也和制造业完全不同。

         为进一步考察相关问题,笔者根据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十一五”发展规划,针对其中对服务业发展的专门论述进行了分析,以试图发现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时应秉持的基本理念。

         通过对我国大陆31个省级单位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分析,解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政策中列为发展重点的服务业子行业。下表显示了被提及次数超过15次的8个行业:

        

         从表1可以看出,各省市自治区“十一五”规划在选择服务业发展热点时同质化倾向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旅游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是“十一五”期间最热门的4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省都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提及并重点发展。确实,与工业经济自然禀赋或工业区位论思想主张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等条件的关联比工业要弱,似乎是什么都可以搞。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与自然资源条件约束明显脱钩的同时,并不等于什么样的服务业都能搞得好,因为此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条件的支撑和约束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作为一个高度依赖于区域文化底蕴和高端人才聚集度的现代服务业门类,文化创意产业显然很难像工业发展那样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做到高水平”。事实上,国际上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得好的也只有英国等寥寥无几的国家。然而,我国目前却有近一半省份提出要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十一五”的重点。这又是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服务业虽然不像工业那样会随着区域经济禀赋的不同而出现明显的分工,但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区域的知识、文化底蕴和高端服务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十一五”规划中创意产业的雷同现象,恰恰说明规划者们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文化心理等软基础或后天条件对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关键制约作用。

        　　由此可见,一个地区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而且需要什么服务业都发展;但要想服务业发展得好,却需要区域在知识和文化基底层面上具备相应的水平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服务业规划的重点,不应当是选择产业定位,而应当去考虑如何改造区域服务业发展的基底,也就是我们在专栏后两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区域服务业能力的动态培育和生成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经济学范式的服务经济研究有一个“禀赋决定论”观点,即将服务业定位的依据像工业一样归结为区域位置、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等原因,这恰恰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可以看到,在很多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内在机理与第一二产业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从产业定位的前提条件来看,农业发展取决于湿润度、光照、温度等气候条件,其产业定位依赖于“天时”;工业发展往往取决于地域中心、交通要道、产业聚集等地理位置要素,其产业定位依赖于“地利”;而服务业发展则取决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服务人才聚集度等属性,现代服务业发展更依赖于“人和”。

         这种人和,还可以表现在更高层次,即如果把区域当作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大写的人”,那么,就应该在考虑未来服务经济发展中的区际协调。联系前面所谈到的,服务业的发展存在“胜者通吃”的现象,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优势控制或主导权。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那些在某些服务业门类中被“通吃”的区域就不发展相应的服务业,区域的服务业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群落体系,国际跨国巨头和本地中小企业需要在其中共存、共生。跨国服务者要想在某地落地生根,需要众多相关配套产业的中小企业与之接合;即便对于同一服务业门类而言,也存在服务层次和服务对象的差异化问题。这种区域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差异化,可以为服务业区际的层次性配合、区际服务嵌入与联动提供良好基础,实现以区域为单位的现代服务业超级分工与协作。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五大城市群,即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川陕渝城市群和台海两岸城市群。在“十二五”期间应重点综合考虑上述五大城市群的优劣势,在进行价值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区际协调与合作,使中国在服务经济时代占领制高点和掌握话语权。在“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的沪、浙、苏三地均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今后有可能在创意产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北京是全国科技研发资源最为高端和集中的地方,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研发中心;川陕渝这个西三角主要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可以成为实体经济发展最集中之处,是产业升级服务需求信息的源头;台海两岸,尤其在签订ECFA协议之后,完全可以利用两岸合作优势,推进该区域进一步创新;珠三角加上香港,可以利用先进文化、宽松的体制、灵活的机制、较好的高科技发展基础和国际水平的金融优势,成为我国的创业高地。　　

        　　总之,从“十一五”规划来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等条件的关联比工业要弱,但是,在与自然资源条件解构或脱钩的同时,并不等于什么样的服务业都能搞得好,因为此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条件的支撑和约束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发展出具有全球通吃效果的现代服务业,建议我国重新审视五大城市群的区域联动性,谋划区域上的超级分工与协作,做一篇服务经济背景下中国引领时代的创新发展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