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璧.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2):189-192.

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思考

The Cultural Think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董光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donggb@ihns.ac.cn
Dong Guangb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文化，文化异化，生态革命，生态文明，群体智慧，共生智慧

        cultural, cultural alien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symbiotic

        生态文明应看作文明的一种新形态，而不是既有文明的一个新增部分。生态文明是理性重建的共生文明，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3个层面的设计，它们分别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 和思维规律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instead of a new part of the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symbiotic civilization of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three levels, i.e., technology, systems, and ideas. They were to follow the natural laws, the laws of society, and the laws of thinking.

        生态文明建设旨在调节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人类学把人类的生存方式概括为“文化”，即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物，包括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自然演化出人类，人类又创造了文化。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是演化的。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1851）中，最早明确地阐述了文化进化的思想，即社会进化是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统一的、渐进的和不断进步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在其著作《古代社会》（1877）中，把文化的进化区分为蒙昧的（savage）、野蛮的（barbarous）和文明的（civilized）3大阶段[1]。文明也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两大阶段，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在其著作《民族和民主主义》（1983）中对两者做了严格的区分。

        伴随着文明进展而来的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的破坏，导致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美国社会科学家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1942—）的《增长的极限》（1972）揭示了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2]。为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方式而有了生态文明的呼吁，美国作家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在其著作《生态民主》（1995）中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形式[3]。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亨利希.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在其著作《生物形态学大纲》（1866）中提出生态学（?kologie），经英国-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1993)在其著作《组织革命》（1953)中提出“生态革命”，到莫里森的生态文明经历了130年的历史。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物种之间的稳定平衡关系，将生态思想引入文明建设旨在创造一个共生的世界，以维持人类与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内部人们之间关系的稳定平衡，并从而消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文化异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所谓“文化异化”指文化对人的异化，即人类本为图生存而创造的文化反而危及其生存。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其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揭示了人性异化的具体历程，德国思想家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27年出版）论述了异化的劳动。文化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即人类以反抗自然求生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多卷本的著作《历史研究》（1934—1961）中所阐明的，文明产生于人类以其潜在的创造力应对来自于自然的挑战。人既不能完全顺应自然也不能屈从于异化的文化，消解异化的正确途径只能是文化重建。文化异化和文化重建是文化进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当代文化重建选择了生态文明这一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爱的智慧整合全人类的创造力。俄国-美国社会学家皮特灵.亚历山大洛维奇.索罗金(Pitirim Alexandrovich Sorokin,1889—1968)在其著作《爱之道与爱之力》（1954）中强调，唯爱的力量可以把人类的行为提高到更高的道德水准[4]。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的《智慧圈的形成》（1947）到英国学者彼得.罗素（1946—）的《地球脑的觉醒》（1983）和英国-美国统计学家诺曼.约翰逊（Norman Lloyd Johnson，1917—2004）等人的著作《共生智慧》（1998），发展了“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5]。生态文明建设包括3个层面的设计，波兰-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的《科学的文化论》（1944）和美国人类文化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的《文化的科学》（1949）所阐释的文化基本要素，即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技术解决效率问题、制度解决公正问题，观念解决创造问题。

        技术层面的设计要遵从自然规律。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物质手段的技术，包括物质变化、能量转换和信息控制3大类。农业文明时代的金属革命、工业文明时代的能量革命和当代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粗略勾勒了技术发展的历程。从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中敲响技术异化的警钟，到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以其《寂静的春天》（1962）唤醒人们对工业污染的警觉，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槌田敦（つちだ あつし，1933—）以其著作《熵和生态学》（1986）阐释了技术地解决的极限[6]。人类终于认识到了技术异化的铁律，人为的生态变化总是以其自然规律给人类以报复。现代人类陷入了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可以成为文化重建的一种心理动力。法国有机化学出身的学者乔尔.德洛斯纳（Jo?l de Rosnay，1937—）两本著作《生命之路》（1983）和《共生人》（2000），论说了人类有可能通过共生发展出更高级的智慧。

        制度层面的设计要遵从社会规律。由政治、经济和社团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制度系统演化，经历了农业文明的政治主导、工业文明的经济主导，正在进入社团主导的新时代。索罗金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的动力学》（1937—1941）给出文化主导因素更替的理论说明，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赫伯特.乔治.韦耳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著作《世界史纲》（1919）提出文化演化的“冲突融合”机制[7]。

        韦尔斯详细地论述了工业文明如何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中产生，而把未来文明产生的问题留给我们。按照韦尔斯的“冲突融合”理论，后工业的未来文明必然在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融合中产生。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尝试，似乎都没有把农耕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之一与工商文化并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浦.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预言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8]。我们期待这种东西方的“两极相逢”孕育出新的文明。

        观念层面的设计要遵从思维的规律。由信仰、理性和价值3大基本要素构成的人类观念系统，其进化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信仰主导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理性主导，正在步入价值主导的新文明时代。这一过程包括了两次观念重建。第一次观念重建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里，信仰取代巫史主导文化系统，它就是德国哲学家卡尔.特奥多尔.雅斯培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所阐释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9]。第二次观念重建发生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前后的几百年间，理性取代信仰主导文化系统，它就是英国女宗教历史学家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1944—）在其著作《大转变》（2006）所说“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文化异化，价值主导的观念系统重建似乎已经开始，一些学者在谈论新轴心时代（The New Axial Age）,如中国-美国哲学家杜维明（1940—）的《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1988）。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的《论人生境界》（1942）把“天地境界”作为人生最高境界，似乎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重建指出了正确方向。英国物理学家和作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以其《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1959），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重建指出一条重要的途径——两种文化的并存和竞争[10]。

        建设生态文明既是时代的潮流，也符合我们的主流哲学和传统价值观。从加拿大-美国社会学家本.阿格尔（Ben Agger）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1979）中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到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马克思的生态观被重新发掘并加以发展而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指导思想[11]。如果我们以全球视野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它的人与自然统一的生命哲学价值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满怀“温情和敬意”的中国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在其最后的一篇口授文章《论天人合一》（1990）中表达了他的最终信念，“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华民族为农业文明创造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创造工业文明的过程中落伍了，现在切不可错过创造新文明的机会。

         最后让我们重温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tzsche，1844—1900）的遗训，他在其著作《权力意志》（1906）中强调，既然人类是自然的偶然的产物，又因偶然的生存条件而形成了一种偶然的认识方式，那么任何认识都不具有绝对的和终极的真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