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中国科学院

        宋振能(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陈毅;中国科学院

        欣逢我国、我院即将迎来建国、建院6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我国杰出领导人陈毅同志(1901—1972)在兼管我院时所做的重要贡献,本文着重介绍了他在正确贯彻党中央对科学家的政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以及加强科学院党的组织建设和学术领导等方面的重要指示和功绩。

         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说,1954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是建院以来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政府给予特别重视的一年。可资证明的有以下三件大事:第一件,当年1月28日,政务院(不久后即改称国务院)召开第204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郭沫若院长(以下简称郭老)在会上所做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钱三强团长所做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着重提出应该将科学事业提到重要地位,并就方针、关系、干部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对科学院以至全国的科技工作做了重要指示;第二件,同年3月8日,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发布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并在党内广泛转发。这个批示,是建国以来党中央第一次对科学院的地位、作用、方向任务、党对科学家的政策、大力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做出的最为全面、精辟而具体的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指导价值;第三件,为了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科学院的领导,在这一年10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决定委派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同志兼管科学院等部门的工作。

         现正逢我国、我院即将迎来建国、建院60周年大庆和陈毅同志108岁诞辰之际,本文拟就陈毅在兼管科学院工作时所做的贡献做一概述,藉以表达对这位卓越领导人的崇敬和怀念。

         众所周知,陈毅同志是我国中外闻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他既是身经百战、率领千军万马对敌作战屡获战功的统帅;又是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并对诗歌词赋、散文、小说等文学艺术有广泛兴趣,不时就亲身感受发表写作、赋诗填词的儒将;他为人耿直豪爽,一身正气,无私无畏,敢说、敢做、敢当;同时他也一贯重视科学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国务院决定由他来兼管科学院,受到了我院各级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欢迎。

        

         陈毅同志从1954年10月被委派兼管科学院到1956年11月中央决定改派聂荣臻同志接替他领导科技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但正如当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同志所说:他对科学院的工作“极为重视”。实际上,科学院只是他兼管的部门之一,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各项国家大事和极为繁重的日常事务,同时他还相继分管着政治、文教、民族事务、卫生等部门,但就在他这种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还经常挤出时间来关心和指导科学院的工作。据时任院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武衡同志回忆:“陈毅同志大约在一个月内,有10多次到科学院党组听取汇报,讨论科学院的工作”(注1:《科技战线五十年》,武衡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此外,他还多次到科学院召开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不时参加院务常务会议,听取和讨论研究所的工作汇报;并就一些专门问题邀请科学家恳谈,倾听他们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和为推动科学发展所做的努力。在这段时间里,他全面、正确地贯彻党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精神,特别是抓住若干对科学院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扭转了以往院领导软弱无力、工作涣散的局面,使科学院整体工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1956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10年,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总体看来,大多数亲历者都盛赞这是我院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为这一时代奠定坚实基础的,正是我们敬爱的陈毅同志。

         下面,将就陈毅同志在兼管科学院期间着力抓好的几项工作加以介绍。

         这一时期,陈毅同志最为关心、抓得最多的是党对科学家的政策问题。其主要内容可以粗略归纳为以下四点:

         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陈毅同志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多次向科学院的党政领导、党团员、年轻科技人员和职工提出:要尊重和依靠科学家,努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做出成绩。他说:“我们中国需要有大批的科学家,需要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没有科学,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不行的。”(注2:1955年3月12日在科学院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我们要把中国从黑暗愚昧领上正路,我们依靠全国的科学家。你有一技之长,我们就支持你帮助你,只要有成绩,我们就赞扬。”(注3:1955年6月11日在学部联席会上的讲话)他曾对张稼夫同志提出希望,要他“……多接近院长、副院长和老年科学家,最好到研究所中去就近解决问题。”(同注2)继任张稼夫同志的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是他建议调到科学院的。他也对张劲夫同志说:“你当科学院领导,必须你去看所长、看科学家。他自己,就是用这种当小学生、当勤务员的精神来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来为科学家服务的。”(注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他还要求科学院“党的总支和支部要教育党员和团员尊重老科学家,要在科学工作中服从老科学家的领导,要很好地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不能摆党员的架子,使人家望而生畏,更不能和科学家闹对立。”(同注2)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兼管科学院,首先就要与院长、副院长这些著名科学家打交道。他和郭老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友,又同是四川老乡,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互相尊重,亲密无间。凡是党中央有什么重要指示,他总是亲自到郭老家中向他传达,科学院有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做出决策,他也总是要跟郭老磋商后再行决定。同样,郭老也十分尊重陈毅同志的指导,凡是陈毅同志到科学院的会议上讲话,郭老总是跟各位副院长一起出席凝神倾听。在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开幕式上,陈毅同志致辞,郭老在听后曾当场给以“聆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的高度评价。对于李四光等其他副院长和一些研究所里的科学家,他也在平时或参加院务常务会议时经常跟他们交流看法并征询意见。竺可桢副院长(以下简称竺老)曾参加由他率领的中德人民友好代表团赴原民主德国参观访问,陈毅同志就专门向竺老打招呼,告诉他可以不参加外交上迎来送往的活动,让竺老可以有更多时间去进行学术访问和自由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积极拥护党和政府,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在科研工作中力求做出成绩。在1955年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陈毅同志对他们的种种爱国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他说:“绝大多数科学家在思想上、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科学本身的研究工作做了很多,有的已经有很大的成果,替国家创造了财富。中国科学家的面貌正在改变,绝大部分的科学家都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5年来,对各项爱国运动,社会改革,科学家是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我代表党和人民政府感谢科学家给我们的支持。”(注5:1955年6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即使是少数在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问题的科学家,只要他们有进步的表现,他也都给以热情的欢迎和支持。他对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驌诗歌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显著的实例。胡先驌先生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对我国的植物学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在北平临解放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反共的文章,解放初期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也缺乏悔改的表现,因此在当时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曾遭到严肃批判。1960年他写了一首“水杉歌”的诗,抒发建国前他和植物学家、林学家郝万钧先生合作鉴定并从而发现我国特有的世界孑遗植物水杉的创举和感怀,写成后投稿给某诗刊,但未被采用。过后,他又把诗稿寄给陈毅同志讨教,陈毅同志看后大加赞赏,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读后感,连同诗稿一起送给《人民日报》,该报即于1962年2月17日将其刊出。读后感写道:“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说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善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陈毅同志还曾专约胡老做了晤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象胡老这样曾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科学家的尊重和宽宏大度的胸怀。

         陈毅同志在离开科技工作领导岗位后,对科技界、知识界的关心和重视依然不减。在1962年召开的广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挺身而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陈毅同志清楚,无论是在旧社会工作、生活过几十年的科学家,还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或工作后回国的科学家,都会受到所在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被打上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烙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错误的思想。因此,在他的数次谈话中,都批评了科学家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门户之见、宗派成见、唯心主义等错误,并劝导他们要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同时他也说明,“今天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就是要团结他们,使他们提高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6:1954年12月27日在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25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他还提醒党政干部在对科学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1)不要性急,不要苛求。他说:“对一个科学家不能首先要求他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应首先要他搞好他那一门科学,把科学搞起来后,再慢慢用逐步渗入的办法,让他接受马列主义。”(同注2)他还说:“业余活动的时间要减少会议,不要让科学家参加不必要参加的会议。和科学家谈话,要找有点水平的人去谈,要使之不知不觉地接受马列主义,一点一滴地渗入,不要性急,并要避免采用作大报告的形式。”(同注2)

         (2)不要以改造者自居,要以尊重科学家的方式方法进行思想工作。他强调:“支部在进行争取科学家时候,还应该注意,要反面进行,不要正面进行;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承认他是老前辈向他学习,不要不承认人家的长处。”(同注2)在广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讲话时,他特别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给予严厉的批评:“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利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注7:“追忆广州会议——薛攀皋先生访谈录”《科技中国》2006年第11期)

         针对科学院著名科学家众多的特点,他明确指出:“在科学院工作,不能搬用行政工作方法,不能搬用部队工作方法,也不能搬用党的工作方法。这三个工作方法都要否定,要吸取各种工作的经验,结合科学院的具体情况,创造科学机关的工作方法。”(同注2)

         1955年,陈毅同志在分析我国科技水平的状况时指出:“我国科学的基础是薄弱的,我国科学的状况是有缺陷的,我们各门科学的水平是极不一致的。”(同注2)他的话表明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此,他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口号,呼吁科学家要加紧工作,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对于科学研究人员,采取鼓励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的政策。……给他们条件做研究工作。”(注8:1955年9月17日在中科院第40次院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他还着重说:“不可否认,目前在许多人中还存在着轻视科学研究的思想,对科学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些科学工作者还有不安心的现象。如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科学院的数目还比较少,研究经费、人员、设备的补充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同注6)

        当他了解到当时不少有成就的科学家用在非业务的活动时间过多,对研究工作造成影响时,他明确表示:“目前许多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这一点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我计划把各方面的社会活动调整一下,使一般性的联系、会议、应酬等尽量减少。”(同注6)过后不久,周总理在1956年1月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明确具体规定:“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

         为了给科学家提供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陈毅同志亲自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建院初期,科学院在召开全院性的重要会议时,如扩大院务会议、所长会议等,与会人员都是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和产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等,但会场只能安排在文津街院部狭小的会议室,食宿条件也较差。在1955年6月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时,陈毅同志就亲自给当时北京市的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把属于一流旅馆的北京饭店(当时专门提供给苏联专家住宿)腾出房间给大会使用,使学部成立大会得以在北京饭店举行。他还就此专门在会上说:“为什么北京饭店苏联专家可以住,中国专家就不能住。”从此以后,科学院便跟北京饭店达成协议,凡院里重要会议大都在北京饭店召开。

         正是由于陈毅同志的重视,使在科学院工作的科学家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逐步的改善。例如在经费方面,国家1954年拨给科学院的经常费用是1 265.9万元,陈毅同志兼管后的1955年和1956年,经常费用分别增加到1 662.8万元和3 096.7万元,分别比1954年增长了31.8%和140.5%,其它如器材费、基本建设费和书刊购置费等也都有了明显的增加。在科技人员方面,1954年全院总数是4 745人,1955年就增加到了5 817人,1956年更剧增为11 326人,比1954年分别增长了22.6%和138.6%。这期间,国家给科学家的薪金报酬也有了相当幅度的增长。

         由于科研条件的改善以及科学家有更多的精力专心于研究,这个时期科技成果的质和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早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1949年5月,陈毅就曾对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字季华)说:“共产党对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实无避去之必要。”(注9:《竺可桢日记II1943—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适之、孟真、咏霓分别是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三人的“字”。在旧中国,他们都是对我国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享有声誉的科学家,并曾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临解放前却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而避离大陆。陈毅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有问题的科学家宣示党中央将实行宽大政策的信号,表明象胡适这样的科学家,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宽大,其他科学家更无必要离开大陆。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陈毅同志的说法。当翁文灏于1952年从法国返回国内后,不仅受到了欢迎,而且还被陆续选聘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1955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时,他曾约郭老、张稼夫等多位领导人谈话,连同他在其它场合的讲话,其核心精神也是对科学家(高级科技人员)要尽量宽大。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要分清真假反革命,必须经过调查掌握证据后才能确定,不能因为说几句牢骚话就定为反革命。

         (2)历史问题不要搞,让他们自己交代,这次不交代我们可以等他以后交代。以前讲过的就不必再作交代。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人,今天他不再反对我们,不做反革命了,我们可以容纳。

         (3)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劝他们不要搞了,给他们条件做研究工作。要挽救迷途的人,争取使若干人能够过关。如执迷不悟,只可监禁,但非不得已不杀,尽量宽大,最多是无期徒刑。

         (4)学术思想可以自由,不能强迫接受马列主义。对一些至今还不接受马列主义的人,要给以帮助,好好争取。就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也可以指定专题请他做研究,著作可以印发传观,不对的可以批判。

         (5)不要停顿业务,妨碍5年计划。

         在陈毅同志的正确指导下,大大消除了科学家的思想顾虑和恐惧心理,使科学院的肃反运动得以健康进行,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偏差,科研工作也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

         建院初期,关于我院的科研工作应该怎样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理解,也不时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在实际工作中,则时而发生只强调解决近期生产问题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偏向;或则又过分强调理论研究而不愿去研究生产上急需的问题。

         陈毅同志兼管科学院后,在他的多次谈话中,总是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做全面、正确的阐明。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几次讲话中,据我个人的理解,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

         任务

         1954年12月,他出席了我院举办的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25周年纪念会,这也是他兼管科学院后第一次跟我院部分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见面的集会。他在会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提出组织理论部队这个问题。我今天向科学院提出,科学院应当承担这个任务——解决理论问题的任务。”同时他也说明:“但是科学院研究理论并不排斥联系实际,理论是必须与实际联系的。……希望科学院承担理论研究的任务,完成基本理论研究的任务。但绝不能理解为可以轻视实际。狭隘经验主义固然不好,脱离实际也很不好,都是唯心主义。”(同注6)

        他还进一步说:“五年来我们和科学家经常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各方面钻入实际中去,从实际中获得教益,同时更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高的理论的指导以提高科学的水平。……一定要理论与实际完全结合,最丰富的实际才能产生高级的理论,有高级理论才能保证实际继续提高。”(注10:1955年6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

         科学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是我国一流科学家最集中的地方。陈毅同志高瞻远瞩,根据科学院的这种实际情况,认为我院应该着重研究那些关键性、创新性的问题,并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他明确表示:“科学院应该成为基本理论的机关,而不是制造一般生产产品的工厂,如果要科学院生产,它应当是生产高级的理论产品。科学工作者必须善于发现新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结论,用新的理论代替旧的、不适用的理论。……所谓联系实际,如果只是研究工厂中提出的一些细节问题,简单地做出一个答案,我认为是一个损失”。(同注6)

         他也深知科学研究具有探索未知和需要继承积累的特点,不能对其有过急的要求。因此,他在鼓励科学家要抓紧研究的同时也说:“一年没有结果可以等你几年、10年、30年,等你拿出成绩来。科学是要等待的,原子能的开始研究到应用就是几十年。”(同注3)

         陈毅同志认为,科学家都是各相应学科的内行,对各自学科的情况最为熟悉。因此,对于他们选定的项目及进行的研究工作,应该给予尊重,主张不要去干涉他们的科研业务。例如建院初期,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著名细胞、胚胎学家朱冼先生,其已研究多年的卵球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问题,却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作为“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加以批判,工作一度被迫中止。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了解情况后,随即批判了这种错误,并亲自向朱冼先生赔礼道歉。后来的实践证明,朱冼先生的这项研究极有意义,经他继续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创立了两栖类受精“三元论”的学说。又如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鲍文奎先生在四川进行小麦多倍体遗传育种的研究,他几十年来辛勤收集的小麦品种,曾被某些人随意搅乱,陈毅同志对这种乱加干涉研究工作的行为,也给予了严肃批评。

         在他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科学院的科研工作相对比较稳定,没出现大的“折腾”,科学家们都能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在中国科学院1956年第一次颁发全国性的科学奖金时,其中我院的相当一部分成果就是在这个时期做出的。

         从科学院建院至1952年上半年,党的力量非常薄弱,党员数量极少。就北京地区而言,全院只有一个党支部,党员只有十几人,除院部党员稍多外,研究所里的党员一般只有一二人、两三人,有些研究单位和新筹建的机构甚至连一名党员都没有。其它地区如上海、南京等地的情况也大致类似甚至更差。

         在院长和副院长中,郭老当时党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陈伯达根本就不到院里上班,其它副院长虽然都积极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努力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辛劳工作,但他们都是非党员的著名科学家,由于科学院刚建立时任党组书记的陈伯达长期不到院工作,在1951年7月重新成立的院党组中,党组书记和副书记都是办公厅的副主任,未能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从1952年下半年起,科学院开始陆续增加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也新添了一些普通党员,但数量仍然不多,因缺乏精确统计,估计北京地区的党员总数大约也只有几十人。总之,在1954年上半年前,科学院还没有形成党的组织系统,下情不能上达,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意图也不能顺畅地往下贯彻和落实。1953年初中央任命张稼夫同志任党组书记后新成立的院党组,着手组织访苏代表团赴前苏联学习发展科学的经验,组织起草院党组向党中央的报告,开始筹建学术秘书处和学部等,工作有所起色;但由于他身体欠佳,精力不足等主客观原因,科学院党领导软弱无力,工作涣散的状况仍未得到显著的扭转。

         陈毅同志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就开始着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通过他向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呼吁,从地方和部队调来了相当一批司局级和处级领导干部,还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党员,同时又开始从科学家中发展党员,使党的力量得到了较大的加强。在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陈毅同志所采取的最关键、最得力的一招,是推荐当时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张劲夫同志到科学院当党组书记、副院长,随即组成了以张劲夫同志为首,连同裴丽生、杜润生同志三人为核心的新的院党组。此后,由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增加,院党组即陆续调派一批局级甚至少数省级领导干部到院机关、研究所担任主要领导。去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大都任所的党核心小组组长兼副所长(也有少数人兼所长)。绝大多数研究所成立了党支部或总支。这样,既健全了从上到下的党的组织系统,同时也把原来研究所的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从担负过多繁杂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和考虑整个所的研究方向任务等重要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院工作的领导,不久后院党组又在每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召开一次院党组的扩大会议,吸收各分院和研究所的党领导人参加,总结当年或上一年的工作,部署和讨论研究全院和研究所的各项重大事宜,做出结论后就回去传达和贯彻落实,使党组织上下的意见得以顺畅贯通,遇到问题也能及时解决。从此,党组织涣散的局面得到显著改观,显示出党领导的核心作用。

         在陈毅同志兼管科学院前,院里已着手筹建学部的工作。对于这项创建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的大事,陈毅同志十分重视,对整个选聘过程都不时给以关心和指导。从学部委员选聘的条件,委员人选的提名、变更和确定,与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协商等方面,都做得相当细致和慎重。光是学部委员的名单,从开始酝酿提出候选人到最后确定,变动的次数至少有七八次之多。对个别有争议的候选人,甚至要请示毛主席后才做出决定。

         当学部委员成立大会召开时,他多次亲临北京饭店会场。在他的倡导下,与会的科学家都畅所欲言,敞开发表意见。例如对学部的地位、性质和主要任务,与高等学校和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学部委员的人选等等。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他对许多好的意见给以肯定,对某些误解进行解释,对一些不同的意见给予澄清,而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少数问题则说明留待以后解决。在大约10天的会议上,他做了4次讲话,这在其它的会议上是罕见的。由于他耐心细致地进行工作,使得全国性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得以顺利成立,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学部成立后,便在编制国家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评审全国性的科学院学术奖金和召开国内外学术会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证明了加强全国学术领导的必要。

         党组织不健全致使领导不够有力,以及学术领导薄弱,是当时科学院存在的两大弊端。陈毅同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这两个问题作为突破口,通过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魄力给予解决,从而把科学院的整盘棋盘活,使全院工作显现出了生机和活力。

         此外,陈毅同志还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老科学家间和新老科学家间的团结以及培养科技新生力量等诸多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通过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为科研服务的各项工作也相继跟了上来,这样,科学院的整个工作就逐步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陈毅同志兼管科学院工作的两年,是我院建院初期工作最为稳定、活跃的两年,是使全院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难以忘怀的两年,陈毅同志对我院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以及表率行动,不仅在当时和随后的一个时期,对我院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便是现在以至未来,对我们沿着正确方向不断迈进也具有极强的示范和指导价值。

         陈毅同志对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