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人生长河中找出一件足以改变人生的事儿。但对于我来说，这事儿说来就来。事情发生在2011年7月11日的上午10点半，作为即将开幕的国际生理科学联盟大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员，我正坐在英国牛津大学一间偌大会议室里，和众人讨论着推选哪些人担任大会分会的发言人。这时，兜里的手机振了一下，有新邮件。我把手机拿到桌子底下，点开，打开邮箱。这是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内容简短，就一句话：“职位已获批。”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段美妙的探索之旅开始了，我和家人的生活也进入到了另一条轨道。

然而，这条短信的背后却是一段长达12个月的漫长推进。这还要从一趟由西宁飞往北京的航班说起。那时，我正与中国科学院的同事王德华和张艳民（音译）在青藏高原进行实地考察。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王教授向我谈起了“千人计划”项目，问我能不能常来中国工作。回到北京后，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项目，发现它有2个职位类别：一个要在中国待3个月，另一个9个月。我坚信，如果要想把事干成，就选择9个月那个，要么就不干。但是，要去中国的话，一切都得改变。我得放弃阿伯丁大学生物和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一职；我的太太需要来中国找工作，我的儿子要在北京重新找一所学校。由于我的女儿就要上大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她一个人留在英国。一年前，我们也曾讨论过去澳大利亚，那儿有一所大学邀请我去他们的生物系任职，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但对我来说，这次和以往不同。一想到要去中国工作和生活，我就莫名地激动，跟当时要去澳大利亚时的心情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太太对此全力支持，而且跟我一样无比激动。就这样，在与我最看重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多次见面沟通后，2011年初，我正式递交了“千人计划”项目申请。

自从那天在牛津大学收到那封邮件后，事情进展迅速。我工作了26年的阿伯丁大学十分给力，他们不遗余力地给予我帮助，还把我实验室那边的事安排就绪。收到那封改变人生的邮件后一个月，我和我的儿子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9月，我辞去了所长一职。六周后，我的太太也来了。一晃，到现在，4年半过去了。如今我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支15人的研究小组，在阿伯丁还有一个7人小团队。我的妻子转型成功，现在北京东边的芳草地学校国际部当英语老师。我的儿子在北京哈罗英国学校完成了学业，并于2013年起，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学位。

家庭安置妥当后，我把时间都放在了研究上，自然收获颇丰。在过去的4年里，我们共发表 88篇论文，其中，2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1篇刊登在《自然·方法学》期刊上，还有1篇见诸于《美国科学院院刊》。团队中的中国学生有的去了当地企业，有的去了美国做博士后。北京实验室和阿伯丁实验室之间的学生交流也日益密切。此外，我们还为数个项目建立起了一个大型国际合作网络。正是因为这些建树，我万分有幸在2016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奖。这不，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期待下一个在这的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