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环节^[1]，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在贸易畅通方面加强合作^[2]。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学者们一是从整体格局上，运用凝聚子群、重力模型、投入产出等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商品结构及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3-8]；二是从不同区域板块入手，分别研究了我国与中亚、俄蒙、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贸易关系与贸易格局^[9-12]；三是从不同商品类别入手，分析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能源等商品贸易特征^{[13, 14]}。总体而言，现有文献虽然从不同视角、不同尺度对沿线国家贸易合作进行了研究，但没有涉及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总体特征及空间格局，也没有对未来贸易发展前景进行预判。针对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综合分析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特征及其贸易潜力，以期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扩展我国经济增长空间、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建设是包容性全球化倡议^[15]，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它是一个开放体系，尚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为便于研究，本文设定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1]。

本文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为社区发现法（communitydetection），即基于拓扑关系和属性识别网络内部的社区结构，其基本特征是社区内部节点间联系紧密、社区间节点联系相对较弱。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采用模块优化算法（Modularity optimization）^[16]，即将国家作为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国家间贸易联系看作网络中的连边，国家间贸易流量（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贸易网络中边的权重。公式为：

其中，A_ij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贸易流量，k_i（k_j）为与国家i（j）相连的所有贸易流量之和，c_i（c_j）表示国家i（j）的社区指数，δ（c_i, c_j）表示国家i和j是否在同一个社区中（相同时取1，否则取0），m表示整个网络的贸易流量总和。Q值越高，模块化程度越高。

本文采用的贸易数据来自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并将获取的贸易数据与中国海关信息网的贸易数据进行比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人均GDP、产业数据等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2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现状 2.1 整体贸易特征 2.1.1 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2000年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尽管有所波动，但整体发展迅速（图 1）。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呈高速发展态势；2001—2008年，贸易额从927.99亿美元增至6 867.35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3.10%。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大幅下跌，但之后开始快速回升、呈现较快发展态势，2010—2014年贸易额年度增速为12.29%。2015年，受世界整体贸易形势恶化及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贸易额出现小幅回落。

2.1.2 贸易联系日趋紧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双方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一方面，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升。2001—2015年，沿线国家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8.21%增至28.86%；其中，出口占比从14.47%增至27.00%，进口占比从22.29%增至31.37%。另一方面，我国正在成为沿线国家愈来愈重要的贸易伙伴^[4]。2001—2015年，我国占沿线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4.67%增至13.79%。其中，我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缅甸、塔吉克斯坦、也门、伊朗、菲律宾等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提升较快，占比提升超过30个百分点。

2.1.3 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

从贸易平衡看，2001—2013年我国与沿线国家总体上出现连续性贸易逆差；其中，2011年贸易逆差额高达1 083.47亿美元。2014年开始出现微小贸易顺差（89.12亿美元），2015年顺差上升为887.16亿美元。总的来看，我国向沿线国家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2001—2015年出口年均增速为21.90%，而进口年均增速为17.63%。从具体国家看，2015年，我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为印度、越南、新加坡、阿联酋、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为尼泊尔、马来西亚、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伊拉克、科威特等资源型国家。

2.2 贸易空间格局 2.2.1 “一带一路”的整体贸易网络

如图 2所示，沿线国家与我国已经初步构成了紧密的贸易网络。从沿线国家的具体贸易伙伴看，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曼、沙特阿拉伯等30个国家，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的第一贸易伙伴均为我国；哈萨克斯坦、卡塔尔、乌克兰、阿联酋等11个国家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我国；白俄罗斯、捷克等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为我国。可见，我国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位置和功能已初步形成。

从沿线国家的贸易组团看，模块优化算法结果显示可以识别出三个主组团及两个次组团（图 3）。在三个主组团中，最大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欧大组团，包括沿线24个国家。其中，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贸易联系，核心节点均为中国；次重要节点为俄罗斯；再次为白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第二主组团是南亚和西亚组团，包括16个国家。从贸易流量看，重要节点国家为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其次为卡塔尔、阿曼、埃及；从贸易属性看，该组团多为资源出口国，尤其是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等资源，贸易商品结构的多样性相对较差。第三主组团是中东欧组团，包括17个国家，其贸易重心不明显，组团内贸易量较大的节点为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两个次组团分别是：东南亚次组团，包括5个国家，其内部贸易联系较为密切，贸易流量较高国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次组团，包括3个国家，其中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为中国，阿富汗最大贸易伙伴为巴基斯坦。

可见，亚欧大组团、南亚和西亚组团、东南亚次组团的贸易核心节点均是与我国贸易密切的国家；而中东欧组团的贸易节点中，仅波兰与我国贸易联系较紧密。可见，“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空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我国在中东欧地区的贸易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2.2 分片贸易网络

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空间格局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最紧密（图 4）。2015年，东南亚11国与我国贸易总额达4 236.92亿美元，占沿线国家与我国贸易总额的42.37%；其次是西亚19国，与我国贸易总额达2 405.5亿美元，占24.13%；南亚、蒙俄、中东欧分别占约9%；中亚与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占4.96%。从具体国家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伙伴国主要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其贸易额分别占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5%以上。其中，我国主要出口目的地为越南、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阿联酋、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均占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总额5%以上；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为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沙特拉伯、新加坡，均占我国从沿线国家进口总额5%以上。

3 贸易合作的潜力预测 3.1 贸易潜力参考指标

（1）贸易增长速度。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反映我国与其贸易联系的变化。从贸易增速看，我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日趋紧密，与俄蒙贸易增长相对较慢（图 5a）。2001—2015年，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马尔代夫、斯洛伐克、乌兹别克斯坦、波黑、阿塞拜疆、伊拉克、老挝、白俄罗斯等12个沿线国家与我国贸易年均增速超过30%，贸易增长态势良好，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其中，出口贸易增速最快为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国；进口年均增速最快的为阿尔巴尼亚、土库曼斯坦、马其顿等国。

（2）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从经济总量（GDP）看，沿线国家市场规模最大的是印度、俄罗斯，GDP均超过1.3万亿美元；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波兰、泰国、阿联酋、埃及等国，GDP均超过3 000亿美元（图 5b）。从人口规模看，沿线国家的人口规模分布基本保持稳定，印度人口规模最大达13.11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俄罗斯和菲律宾等国人口规模均超过1亿；马尔代夫、文莱、黑山、不丹、东帝汶和爱沙尼亚等国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图 5c）。

（3）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参考世界银行的标准^[17]，2015年沿线国家中有15个高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最大石油产区的西亚地区及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其中，卡塔尔、新加坡两国的人均GDP一直位居前列；阿联酋、以色列、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等西亚国家，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中东欧国家，及文莱等13个国家也属于高收入国家；以波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为代表的21个沿线国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属于低收入国家（图 5d）。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泰国、越南、斯洛伐克等国与我国贸易增长较快、市场规模足够、经济水平较高，具有较大贸易潜力；印度、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波兰、埃及、巴基斯坦等国与我国贸易规模较大、市场规模较大、经济水平不低，具有广阔贸易空间。

3.2 贸易潜力预测

基于2001—2015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并参考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市场规模和经济水平，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进行拟合。本文通过几种常用拟合函数的对比，选取拟合效果较好（R2最大）的函数作为预测模型，对2020年贸易发展状况进行简单预测，预测结果如图 6所示。

根据预测结果，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为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印度、泰国、越南等国，2020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均将超过1 000亿美元；其次为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伊朗、菲律宾等国，2020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均将超过500亿美元。

4 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总体特征及空间格局的分析，在尊重历史文化联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沿线国家的资源、经济和人口等要素，分析确定未来我国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增长潜力及区域分工，有助于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1]。

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贸易合作中，近期贸易合作比较重要的国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阿联酋、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其中，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阿联酋等国的合作重点是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提升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与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需进一步扩展贸易合作领域、促进提升市场开放水平。经贸合作一般重要的国家为伊朗、菲律宾、土耳其、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在未来贸易合作中需注意其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问题，加强高层沟通，进一步挖掘其贸易潜力，扩大贸易领域。未来经贸合作潜力较大的国家为阿曼、匈牙利、捷克、缅甸、吉尔吉斯斯坦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