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全球治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亘古不变的世界秩序，只有不断转换的时代主题。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构成主题，对抗与博弈暗藏玄机，全球治理的主线始终是利益，共同和平发展则是乱中求治的要义。时代在变，世界在变，全球治理也在变。在国际金融左右资源配置和利益博弈的大背景下，经济金融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转型命脉。天下大治，强者担当，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没有所谓的“普世标准”，中国金融正在并还将长期承担起深度参与、协调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任，这不仅是中国的诉求，也是世界的渴求。中国金融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有底气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中国金融“治理之魂”；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赋予中国金融“治理智慧”。虽然中国金融自身仍处在发展过程中，但同时也已经站在了参与全球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时代成就事业，中国金融正迎来奋发图强、有所作为的大时代。

1 经济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转型命脉

走进 21 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关系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核心问题。全球治理是上层建筑，但支撑上层建筑的是经济基础，而现代经济又以金融为核心，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是否到位，是全球治理变革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

1.1 全球治理正面临着数百年来未有之变局

二战结束 70 余年来，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1）发展失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2）国际贸易失衡加剧，全球资本失衡正在凸显，个别国家倚仗其资本优势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3）贫富失衡越来越严重，在很多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4）生态失衡，水、空气、土壤污染，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面临威胁；（5）国际社会失衡，地缘政治危机此起彼伏，局部地区战火不断，“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虽然平缓复苏，但基础并不牢固，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资本无序流动、全球债务高企、市场信心不足、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得不到保障。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潜在增长率下滑，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多个引擎同时失速进而陷入停滞状态。2015 年 1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指出，世界经济要从亚健康完全走向健康，很可能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作为“上层建筑”的全球治理应该由“经济基础”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变化带来全球治理变革，这是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历史转折点和制度升级期的根本原因。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渐减弱，2008年金融危机把市场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也加速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历史进程。截至目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经济总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多极化的时代呼唤着规则制定与参与的多元化，全球治理从强权主导走向合作主导是大势所趋，这是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世界利益不会自然实现，固化格局不会自我瓦解，共同发展需要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需要新兴大国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与其不切实际地开展理论层面的务虚讨论，不如把全球治理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实践课题，用务实行动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变革。

事实上，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正主动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大国重任。2015 年 10 月，围绕全球治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点判断：（1）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2）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要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3）要通过践行联合国宪章和原则，消除对抗和不公；（4）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5）要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这五点判断所体现的“中国思路”，可以高度概括为“共同发展”，也就是全球的事用和平的方式来“管”，用发展的方式来“办”，这也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球性事务始终坚持的观点和做法。

1.2 经济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命脉

2015 年 9 月25日，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为未来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但其具体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1）在世界贫富分化、差异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在不同国家结合实际国情制定政策措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2）全球资金机制缺乏的背景下，如何创新融资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寻找到更多资金来源，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问题；（3）金融风险跨区域、跨国界传导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切实锁定和防范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4）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体系尚不完善，定期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也面临许多困难。

发展仍是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需要依靠全球伙伴关系，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联合国系统等共同参与，调动一切资源，协助落实所有目标。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正是以发展为要义，将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全球治理的转型命脉。近年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积极参与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共识与进步令人欣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2 国际金融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的重要突破口

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协定、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数据和国际金融监管六个维度看，金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当前国际金融自身的公平合理性却受制于少数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把持。因此，以共同发展为目标谋求全球治理体制升级，国际金融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2.1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战略工具

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初衷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二战后，美国一直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靠的就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借助美元特权，通过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变化，美国在获取国际货币收益的同时，向全球输出内部风险。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2.2 国际金融机构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主体

二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主体开始从主权国家转化为非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都是全球治理的早期实践者，对于战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和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治理思路与政治绑定、投票权被少数国家把持等原因，在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公正性不断受到质疑。

2.3 国际金融协定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核心手段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驱动下，各利益主体间为了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往往通过贸易金融协定的方式加强合作。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牙买加协议就是美元特权的重要依据，也是美国维持全球治理核心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近年来加快推行 TPP、TTIP 以及 TISA 等协议，实质上体现的是其自身的政治意图和利益诉求。

2.4 国际金融市场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竞争要地

21 世纪，国际金融衍生品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资本投入供给不足，而且资本大量快进快出也会影响市场稳定，对于全球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金融市场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利益再分配的重要场所和少数国家维护其全球优势地位的工具，资源配置的效率却在不断弱化。

2.5 国际金融数据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决策依据

借助大数据，金融机构可以监测异常资金流动，打击洗钱、欺诈等不法行为；通过对日常交易行为的数据分析，判断市场流动性，排查风险隐患；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上价格信息的分析判断，为一国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提供预警。此外，大数据技术的深度挖掘还可以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关键信息。目前，由于少数国家主导着国际清算网络和大宗商品定价权，金融数据成为这些国家“扶亲灭异”的重要依据。

2.6 国际金融监管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稳定基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是维护全球市场稳定、化解全球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但是，现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由少数国家主导，未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少数国家出于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却对本国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听之任之”，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监管协作缺乏共识，进而引发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重大问题。

3 核心价值观赋予中国金融“治理之魂”

横看全球、纵观历史，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协调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既是中国有所作为、谋求更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因时而变、寻求更优发展路径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有序变革亟需中国金融价值观的务实引领；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的演进也体现了金融引领的时代潮流和利益协同的治理，从根本上赋予了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底气，而坚定价值观，自然构成了中国金融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的基础。

3.1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需补“中国之钙”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循优而学。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没有亘古不变的所谓“普世标准”或最佳模式。在以共同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变革过程中，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迫切需要体现中国金融的作用、吸收中国金融的经验、融入中国金融的理念。金融是有价值观的，中国金融饱含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迫切需要的“物质之钙”和“精神之钙”。

3.1.1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需补中国金融“物质之钙”

全球经济金融之所以处在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一场深入骨髓的变革，根本原因是，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 。从全球经济结构看，新兴市场强势崛起；从全球发展模式看，平等共赢诉求强烈；从国际金融秩序看，美元霸权日渐式微。这三个层面的物质基础变化，都体现了中国崛起的客观趋势，也赋予了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协调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物质之钙”。

（1）目前的全球治理规则下，大多数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平衡，意愿和利益也得不到反映，共同发展难以实现。在全球治理转折升级的新时代，中国应该代表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更多话语权，中国金融也有实力承担起相应责任。从境内看，中资银行在全球银行十强排行榜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中国证券市场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金融正在不断向外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政策信号。从境外看，中国已成为改革后的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推动设立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多边金融组织，正在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

（2）自“二战”以后，全球治理体制一直表现为“泛多边化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这种模式往往导致某些国家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别国，进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失灵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小国貌似处于治理体系中，但话语权、决定权被排除在外，利益诉求无法实现，与其说是参与治理，不如说是“被治理”。中国金融长期伴随、支持中国经济成长，更能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成长诉求，具有更好的国际兼容性和学习性。在全球金融合作中，中国金融更注重国家间长远的理解与认同，在自身主导设立的亚投行中也没有谋求一票否决权。中国金融的这种“去霸权”做法，使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共鸣度，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实现真正的“多边共治”。

（3）《联合国宪章》曾提出“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而在现有的治理体制中，美元核心地位已经限制甚至损害了全球整体利益，需要更合理的全球货币体系来践行《联合国宪章》。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为后盾，与 34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具有币值稳定的客观基础。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贸易融资的第二大货币、全球第六大最常用支付货币和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人民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能够有效解决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以及风险和责任匹配的不公。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表面上是中国的需要，其实更是国际社会改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

3.1.2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需补中国金融“精神之钙”

现有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模式的价值主张实质上是“零和价值”优先、个别利益优先和既得利益优先。中国金融主张共同发展、平衡发展与长远发展，最终实现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全球治理变革急需的“精神之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与沿线国家正建立起超越纯粹逐利性和单一经济性的多边合作关系，以金融为重要媒介和内在驱动，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共同发展模式带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排他性利益的单纯追求。在 2015 年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免除部分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债务，更是中国金融促进全球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实际举措。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和人类文明的深层进步需要一种和谐、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而这恰与中国金融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现代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内核，以纯粹逐利为基础，不考虑交易对手与市场整体利益得失，常常对全球经济产生掠夺性后果。并且，西方的资本已经“民主化”，必须做到“政治上正确”才能到达发展中国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西方“政治上正确”的要求^[2] 。中国金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围绕“和而不同”的合作观、“和衷共济”的产业观、“和风细雨”的发展观、“和谐有序”的监管观，中国金融不仅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创新活力，更注重营造市场秩序，推动交易公平与透明，以稳定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3.2 核心价值观赋予中国金融“治理之魂”

全球经济金融变革需要补“中国之钙”，需要中国金融的务实引领，这是客观诉求。然而，客观诉求未必就能自然转变为时代潮流。客观诉求之下，中国金融也要有主观能力，才能担当起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的历史重任，才能主导时代潮流。当前，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中国金融积极参与，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精神底气。从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看，金融的重要性不断彰显，谋求共识、共建与共赢的方向性日益明确，这真正赋予中国金融以“治理之魂”。

3.2.1 从时代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多极博弈时期的主题核心

时代观是对自身所处历史阶段时代主题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大背景的理解。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是此前两个30年里时代主题的演进趋势。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进一步拓宽，并涵盖了“多极与博弈”的丰富内容。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3] 。冷战结束后全球霸权力量的日渐式微反映了“多极”，而对时代潮流的表述里，合作与共赢都是“博弈”的结果。

从时代观的演进看，金融在世界潮流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已经变成“多极与博弈”的趋势核心。一方面，金融是多极格局形成并不断深化的核心推力。在此前“两个 30 年”里，金融的力量都尚不足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霸权力量，全球金融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则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导向多极方向，金融已成为主导格局转变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金融成为影响利益博弈的重要因素。在此前“两个 30 年”里，各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抗主要体现于军事、政治和贸易领域，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市场定价权、金融体系影响力和金融制裁掌控权成为决定大国博弈均衡走向的重要因素。

3.2.2 从认识观的演进看，金融是把握历史机遇的有效手段

认识观是对自我的认知，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中国国情和综合国力的理解。改革开放前 30 年，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理论随后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但中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却没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转为“初级阶段”，中国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加上了“历史机遇”。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年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5] 。

从认识观的演进看，金融实力伴随着综合国力同步提升，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发展已变成最大的中国国情，金融力量则已成为把握重大历史战略机遇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将金融置于发展核心是迫切需要。在此前“两个 30 年”里，或是生存需求集中于政治方面而非经济金融，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重中之重。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金融瓶颈问题则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关键。另一方面，把金融作为改革抓手是势在必然。过去中国金融处于发育不足的状态，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金融已初步成长为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并对谋求中国在全球利益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发挥着“牛鼻子”作用。

3.2.3 从利益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力量

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国家利益主要内容、目标排序和核心关切的理解。在“政权巩固”的基础上注重“经济发展”，是此前“两个 30 年”利益观的演进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益观的核心扩展至“伟大复兴”。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从利益观的演进看，金融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物质积累和金融体系的持续建设已经赋予了金融以强大的力量，使其能够对中国追梦和圆梦真正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金融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无论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增长”，还是对于微观层面的“惠民生”，金融都大有可为。另一方面，金融是追求民族振兴的有效途径，用好金融手段，有助于中国破解周边困局、促进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提升金融的国际地位，则有助于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稳健崛起。

4 全球治理转型升级的中国智慧

2015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中国将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在 2016 年 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建设性参与解决全球性和热点问题。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对外的发展理念、蒸蒸日上的中国金融，正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社会解决当前治理难题、应对 21 世纪各种挑战的关键。

4.1 中华文化哲学基础为全球治理指明新方向

在分析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在 5 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一系列文化精髓不断得到发扬，强调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一直具备着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历史文化感染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① 。

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和整体，呈现四大基本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6]。 全球治理转型升级的目标是共同和平发展，中华文化四大基本特点契合全球治理变革的需要，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指明了破题的方向。21 世纪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下，经济贸易、金融市场，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地球村”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但总体而言，人类面临的处境却仍然值得忧虑，个别领域的问题甚至变得更加严峻。仅靠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思想和理念，显然不能够解决问题。心怀天下的中华文化，在 5 000 多年非凡奋斗共同创建美好家园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思想精华与先进理念，为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4.2 中国对外发展理念为全球治理打造新思路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零和博弈”与冲突对抗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加强全球治理，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基础。在新的时期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系统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新愿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迎来历史转折点，但个别国家仍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坚决举起了和平发展的大旗，体现了大国担当与责任。一方面，在处理重要大国的关系中，中国向来主张建立“对话而不对抗”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处理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也历来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原则，贯彻“亲诚惠容”的外交方针。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当国际上还有用“零和”思维甚至冷战眼光看待国际关系时，中国以“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给全球治理变革提出全新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输出了共同和平发展的合作机制，在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作出了重大贡献^[7]。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更加紧密地契合了当代世界人类社会和平发展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的大势所趋。不仅展开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内发展的蓝图，也凸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本届领导集体，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与全球治理潮流的审时度势，不仅向世界展现了新兴大国之担当，更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出中国思路，贡献中国智慧。

4.3 中国金融为破题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创造新动力

中国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金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抓手，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中国金融所具备的价值观、时代观、变革观、实践观和公平观，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五点判断遥相呼应。中国金融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既是实力的展现，更是责任的体现。中国金融必须“自强不息”，时刻以提升自身实力、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维护金融安全为己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大“走出去”，突破“小我”，避免“独乐乐”。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金融应在货币、市场、监管、理念等方面大胆“走出去”，再造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8] 。

具体而言，（1）中国货币要“走出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公平再造。借助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治理，从“术”的角度看是一个重要突破口，从“道”的高度看是增强全球平衡能力，实现共同发展的关键。（2）中国金融机构要“走出去”，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增量改革，实施中国金融治理措施，通过积极参与，在全球金融大数据中赢得主导权。（3）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出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和活跃。（4）中国金融监管要“走出去”，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思想，以抛弃“零和游戏”，获取“共赢”为原则，促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利益诉求。（5）中国金融理念要“走出去”，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将金融作为全球共同发展的工具，而非某一方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政策层面，要进一步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为中国金融加快“走出去”创造良好条件。在操作层面，中国金融应智能集成多种工具，打造中国金融的精英团队，通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协定、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数据、国际金融监管多个层面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发展为唯一目标，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责任共同体，最终打造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必然选项。我们应通过更富成效的“走出去”，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深度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