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重大争议但又必须深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1）本文原是提交在2015年10月10—11日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一个讲话稿。后来又先后在成都和开封两次大型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共同讨论，并在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南科大讲堂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而在2015年11月10日，各大网站纷纷刊出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上的讲话”，特别讲到“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增强改革创新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2015年12月23日习近平同志讲话，又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特别谈到，“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又说，“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主思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就使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重大争议问题。

（2）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指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却大多只会“言必称希腊”，而且“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毛泽东还具体批评某位黄姓“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1]。在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也一直组织各级干部、学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由于解放后的新中国，一直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未能持续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上述教条式的“言必称希腊”的学风，其实并未根本转变。

为什么在这里却特别强调要“依靠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有重大争议、但又是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产生这一重大纷争的原因，在于有相当一些学者，深受教条主义思潮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需要有重大发展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重大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历史地位，理解和估计不足。有些人甚而错误地认为邓小平完全否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四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而排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前面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就更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为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增强和依靠改革，深入改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必须解决、推进和付诸实施的重大措施。

2 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邓小平之问” 2.1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1）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当然是为了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早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召开的为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而在5年后的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却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中，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两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提出下列两大历史之问^[3]：“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4]。而较为清醒一些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在于发展生产力”^[5]。

非常有意思，而且必须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邓小平会在1984年，提出这两个“历史之问”？而竟然首先提问：何谓马克思主义？

也许首先应该问的，邓小平这里所说“认识不够清醒”的“我们”，是“谁”？不用说，这里当然包括我们这些在解放前后才接触或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后辈”。但更重要的是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包括邓小平等在内的很多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多年革命斗争之后，竟然会提出“何谓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疑问？而且认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当然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正面临重大转折。而这一重大转折之所以出现，涉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

这里需要略微补充的，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早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而我们“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6]。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竟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亦即并不是最注重阶级斗争！实际上这涉及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从来没有明确和解决的根本理论问题。这就是什么是推动历史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还是阶级斗争？

前辈哲学家吴江同志在他去世前不久曾约我到他家中，“深入讨论”若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他给过我一篇在他晚年写的《论历史的动力》的理论文章。他告诉我，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早期，“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也由此引起，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以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7]。现在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到了为上述“争议”做结论的“时代”了。应该明确，这也是邓小平的回答，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决定着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阶级斗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即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而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不能不牵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坦率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阶级斗争学说强烈的信奉者、支持者。青年时代的何祚庥等人，之所以决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列，就是因为早年读到的，早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中，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所写的如下有名的字句：“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而现在却要转到“社会生产力是决定历史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这就不能不质疑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学说，是否十分正确？如果思考得再深入一些，就还要进一步提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相关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还正确？这些都是对深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不能不科学地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2）但我们也必须冷静看到，“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劳动价值论其实是以许多重大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基础。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历史经济重大变动发展的动因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成就，认为“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是人类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判断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程度，就要考察某个社会究竟投入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有多少，所创造的“价值”，又有多少？而大体上说，某个社会所能投入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虽然会随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体制而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却总是和人口总量成正比。因而判断某一国家或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往往首先考察所包含的人口，总数是增长还是减少。或者说，按照劳动价值论，某个国家或社会的总产值，将大体上和总人口成正比。

而这一点，可以完全得到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的证实。

在林毅夫所著《解读中国经济》中，引述了出美国哈佛大学珀金斯所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所给出的统计：“从明朝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的一项研究：‘他从中国2 000多本县志中，把各种有关生产、人口的数据逐一统计，然后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根据他的研究，在1368—1968年这60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单产增加了2倍。由此算出，粮食增产10倍，但是人均粮食产量却维持不变’”^[8]。当然，类似统计数还有很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国家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人口增加。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均产量的增加，亦即劳动生产率，却长期维持不变。而一旦出现了“水旱黄汤”等天灾人祸，就必然导致人口的死亡，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这类由社会经济许多统计数据所提供的强烈的证据，可以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强烈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剩余价值论以及相应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得到很好的检验和证实。1948年初，笔者曾有机会“参观”在冀中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曾仔细学习过《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的一份内部文件。正是这一文件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具体给出如何计算剥削量，如何计算各不同阶级、家庭以及个人所占有的剥削份额的许多规定。正是这一文件帮助土改工作者，正确地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读到这些历史文件之后，对于马克思发明的剩余价值论，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应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真是倾倒佩服之至！从而也就完全确立了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的信心、决心。

（3）问题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将阶级斗争学说，移用于打倒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天下大乱！而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和“四小龙”，却在这一时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从1959—1976年，整整17年期间，日本和‘四小龙’的GDP上升速度：日本是8.44%，韩国是9.45%，中国台湾地区是9.57%，中国香港地区是8.45%，新加坡是9.24%。——这就不得不提出尖锐问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9]”

而在那一时期，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当然也包括我们，却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由阶级斗争学说引申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重大历史行动的。举一个例子，像朱德总司令这样的早期领导井岗山斗争的领导同志，就在《喜读主席词二首》中，表示对文革充分的支持。其中就有，“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这样的诗句。可以说，那时由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了党中央许多革命前辈的几乎一致的支持。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却遭遇了也是史无前例的空前失败！

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必须明确回答或科学总结的重大理论问题：阶级斗争以及剩余价值的理论、学说，是否还正确？或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革命时期才正确；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理论就变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当然也会有人认为，这不是理论的不正确，而是运用和解读得不正确。在“土改”时期，人们曾运用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份额做了许多定量计算，而“文化大革命”对要打倒的“走资派”，却全未见到这种定量的分析。

痛定思痛！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对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的完整的科学的分析。

2.2 什么叫社会主义？

（1）对于第二个问题，“何谓社会主义”，邓小平也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这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在于发展生产力”。而传统的理念，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所带来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私有制，建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民所有制等公有制的社会制度。

然而邓小平竟然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又一次规定为“发展生产力”，亦即仍然不是阶级斗争！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的回答是：第一，“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第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产”^[10]。最后又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1]。后来又加了一句话：“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2]，理由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3]。否则就不能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了”^[14]。

后来，到了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或者说，在何谓“本质”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提到是要消灭剥削和消除压迫人民的私有制，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从小平同志来看，更重要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取决于“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16]。

（2）当代中国将怎样“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也做出回答。第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7]。第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18]。

现在发生重大争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而且引起巨大争议的，是要在体制改革上，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经济体制，包括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推行的计划控制等“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个显然的疑惑是，这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复辟？

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讥讽小平同志为眼光短浅的“不论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是邓小平忙于“救急”，不顾“长远”。然而这大错特错！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小平同志多次谈到，“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9]。

那么，我们应怎样“从理论上搞懂”“搞清楚”邓小平的这些论述？

就笔者来看，首先是必须从理论上真正搞懂、搞清楚，为什么当代已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将来必定会走向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而首先是要真正搞懂、搞清楚，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有性”，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其中“生产的社会性”，又是基本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力将持续不断地愈来愈走向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其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细，其协作范围将越来越广。或者说，生产力的社会化自身及其所使用的“手段”，也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和本性。正是生产力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的特性或本性，决定着人类社会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根据。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讨论个体生产演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过程，作了如下描述：“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20]。

问题是，“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他自己的产品”，而“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的……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的生产为前提。……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21]。

正是这一“社会化劳动”，或“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社会化”的事实，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冲破“占有的私有性”带来的种种消极面；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走上适应于这类社会化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从邓小平来看，“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在于发展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也就）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3）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其社会化程度早已超越了生产成品是某个工厂，某个企业的“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现代化的许多生产成品，甚而是远隔重洋，超越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超越某大洲的地理区划，并由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等各个生产者的协作、组合而成的“共同产品”。世界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力，正通过不断发展中的各种“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科技市场，文化、教育、卫生等市场，成为历史上空前的超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市场”是构建现代社会化生产力走向全球化最重要的甚而是唯一的中介。

而小平同志却比我们想得远为深入，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22]。

所以，接下去又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23]。从我们来看，这是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和作用，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也是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作出的重大发展！

这也就是说，在小平同志看来，市场和科学技术一样，都是价值中性的。它们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市场，也和科学技术一样，既有被私有性所占有的一面，同时也有服务于社会化的一面。所以，市场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早在1979年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江泽民在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也说“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所以，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综合地利用市场和计划这两种手段，促进在这种现代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状态下实现的生产力发展。

（4）可以说，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两个“历史之问”，突破了某些人用生产关系发展的顺序，作为判断社会历史是前进还是后退的所谓的“生产关系标准”。而事实是，在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公认的是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作为判断其发展阶段的标准。

这样一来，是否妨碍人们走向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认为，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分配形式。世界各国的事实表明，分配水平的高低、大小及其差别，首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就鲜明地刻画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一基本特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对分配没有影响或毫无作为。到了《21世纪资本论》里，皮凯蒂就以丰富的数据，表明在某些国家库兹涅茨曲线的延伸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皮凯蒂也指出，中国等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即使其中的某些国家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其贫富差别，甚而较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还要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分配问题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所有制这两种因素，而并非单一地仅由所有制来决定！而如果把“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之间的斗争，仅仅看成是生产关系，或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争夺，这就把复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看得太过简单化了。

（5）至于判断某个国家或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更赞成列宁说过的，“共产主义即苏维埃加电气化”的经典论述。也赞成王震将军在仔细参观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所做一番谈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24]。而判断当今中国是姓“资”还是姓“社”，“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25]。所以，笔者坚决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26]。当然，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辨证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无疑义，仍伴随着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争夺和冲突，而某些冲突甚而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某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和‘左’派教条主义学者的错误，就在于或者否认有或者夸大了这种争夺和冲突。而重要的是，要将这种争夺和冲突服从于促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是“合作、互利和双赢”。

把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想得太过简单，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7]。所以，是否真的认同，而不是口头认同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分界线。

所以，在中国的发展路线的探索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就不仅要吸收“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且还要向其中“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理念、概念包括它们用以研究和分析的方法进行学习和借鉴。也就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走向这一“新”的探索之“路”。只有走出一条“新路”，才能真正回答并解决面临的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问题。

而所谓新路，也就是邓小平所反复指出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28]。但邓小平又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9]。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0]

毫无疑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正面临新路、老路、邪路三种发展路线的不同理念之争。这是我们推进如何深入改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需要深入反思的大前提！

3 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这里“第一”或“先进”的形容词，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容词！

（1）需要进一步详加讨论的，为什么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过去，我们从来只强调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现在又加上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后来，小平同志又鲜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1]，而江泽民同志更认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32]。这首先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33]。举例来说，在半导体工业中，就涌现出所谓CPU成本每18个月即下降一半的摩尔定律。而这些新出现的快速增长的许多事实，仅用劳动价值论将完全无法作出解释。所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在这里新添加的“第一”和“先进”等形容词，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巨大发展。

（2）而新出现的问题是，人类正面临新的重大技术革命，有些人称之为“第三次”或“第四次”技术革命。新出现的重大技术革命包括3种。

①出现了可再生能源的革命。人类将不再需要消耗存在于地球上的包括核能在内的不可再生能源，人类只要做出长寿命的能持续转化能量装置，如长江三峡的大坝，就可以从太阳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或者如普里戈津所说，“要输入外熵”。

据我们所知，太阳的生存寿命将至少是40亿年。仅中国的大陆地面，年接受的太阳能总能量是中国年消耗的一次能源的500倍！加上拥有的海洋上的太阳能，还能再增加200倍！而地球上拥有的核能，包括海水中的氘，却最多只能支持人类持续利用几千万年！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事实上构成了不再需要消耗地球能源的“永动机”。

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也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革命性的根本转变。恩格斯曾说，如果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然而，也正如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4]。例如，化石能源的燃烧，会造成CO₂浓度的提高以及雾霾对人类的污染；而核能的开发，更可能造成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少是长达10万年以上，甚而达100万年之久的重大核事故！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出现，却可能在能源问题上，完全改变“自然界对我们进行的报复”关系。人类将能从太阳能及其衍生的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而一旦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还能利用这种能源进一步解决人类可能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这时，人们将能利用太阳能来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也就是实现人类的伟大梦想，实现循环经济。

②同样重要的是，迅速发展中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将极大地扩大市场需求，推动市场的创新和革新。日本的马桶盖，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技术发明；但从市场需求来看，有了“互联网+马桶盖”，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市场创新。而如将这一思维模式推广到社会生活各领域，那么，“互联网+”就能大大激活市场的潜力，激发出许多科学创新和市场创新。

马云创造的阿里巴巴的营销模式，只不过是“互联网+电动自行车改装的电动三轮车+……”。从车辆技术来说，中国人发明的电动自行车，并不属于重大科技创新，但却满足了当前中国市场的需要。但一旦有了“互联网+电动三轮车+各种各样的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品”，就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商业模式。首先是“大商场”的营销模式。其中“互联网+”将导致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持续地大幅度下降，也不排除交易成本中的活劳动会趋向于零！

但如果的确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将真正实现那位百岁经济学家科斯的设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或所有制的区别将不再是重要的”。或者说，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市场进步，以及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从而将极大地缓解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争夺和斗争。

③21世纪新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是机器人的革命。“机器人”将完全包揽“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包括工人、农民、店员、服务员等从事的各种体力劳动。

机器人每天可工作24小时，可不畏严寒酷暑，可在空中、水下等缺氧、缺少生存条件下连续工作。也不需要放寒假、暑假、产假等假期。

机器人可以取代许多人类的计算任务，也能取代教师讲课，取代科研人员的整理数据、大量实验等重复性的劳动。甚而还能取代新闻记者排版面、写新闻，特别是撰写《人民日报》一类报纸所需的新闻，可以做到又快又好，而且绝对不会出现政治错误！可以说，现代机器人，特别是具有学习功能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将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场机器人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机器人也将深刻地改变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发展的“短板”之一，是农业生产技术特别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特别低下。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因而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占用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其总人数高达7亿。而如何将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个特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由于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机器人将每天工作24小时，将完全彻底地改变农业的作业模式。这里有行走系列的机器人，如自行走动的耕作机器人、施肥机器人、除草机器人、喷雾机器人、嫁接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育苗机器人、育种机器人……等各种类型。而机器人运作的，由拖拉机驱动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已是完全成熟的技术。对畜牧业，还有剪羊毛机器人、挤牛奶机器人、放牧机器人等。

非常值得参照的是日本发展的机器人技术。日本是农业机器人研究最早、也是市场发育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目前，日本已研制出育苗机器人、扦插机器人、嫁接机器人、番茄采制机器人、葡萄采摘机器人、黄瓜采摘机器人、农药喷洒机器人、施肥机器人和移栽机器人等，多种农业生产机器人。日本在理论与应用方面都居世界前列。

德国的农业专家还采用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GPS），直接指挥在大田作业的机器人。现正谋求将这套技术，通过卫星跨国指挥在别的国家土地上耕作。中国正在和德国协商，如何合作在中国使用这套指挥技术，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近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落后，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短板”。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农业必将逐步走向“温室农业或植物工厂+机器人运转、操作、控制”的道路。而这将解放出大批农业人口，加速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貌。

（3）上述三大技术革命其实是人类的双手、语言和大脑，还有心脏功能的延长。而“机器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发展，必然冲击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甚而还影响到文化发展的面貌。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一革命带来的重大后果是：由“机器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取代了“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中的“活劳动”，将是人类的活劳动逐步等于零。这样，由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是零。在当前，虽然制造机器人要投入一定的活劳动，但未来将完全可以做到由机器人来生产机器人；也就是在发展的未来，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等于零。那么，“零值”的剩余价值，将不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唯一来源！

而由于剩余价值将等于零，一切统治阶级将再也找不到可掠取的被掠夺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传统理念中的剥削的概念，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为邓小平认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消灭剥削”，找出科学的具体实现方案和途径。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的有关“暴力论”的论述中深刻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35]。又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36]，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37]。恩格斯还指出，某个社会“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38]。而既然剩余价值并不是由暴力所产生，是来自生产力的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那么，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剥削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也必然首先是来自经济、来自生产力。而“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39]。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中，总是认为“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是剥夺剥削者，也就是必须狠抓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从现在看来，更为现实的，而且能为最广泛人群所能接受、认同的，是依靠大力发展“机器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来“消灭剥削”。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传统意义下的产业工人、农民阶级队伍，在发达国家中正大幅度缩小，而被称为“白领”工人，或又称为中产阶级的队伍，已经上升并成为发达国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群，而且不排除被称为“蓝领”工人的人群，正走向“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必须预见到上述“中产阶级”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体人群，而这一发展趋势将是不可阻挡的正在迅速壮大的客观事实！

（4）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如江泽民在十五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40]，后来在纪念党的80周年“七·一”讲话中又说，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41]。

这就是说，我们在劳动价值论里，对“劳动”的解读中，不仅要看到来自工人、农民所贡献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而且还要充分估计到脑力劳动以及相应的科学技术、市场交易以及文化艺术等脑力劳动产物，对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并将这些贡献引入经济学的核算之中。一个显见的理由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再也不能低估知识分子，低估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量公式之中，必须真正体现出，亦即不仅是在字面上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必须将脑力劳动所引起的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引入于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5）既然所谓社会主义阶段将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而如果其中的“劳”将走向消灭；这就必然在分配问题上，将走向“按需分配”。那么，从经济学来看，何谓“按需分配”？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也就是满足人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将使用价值的概念，吸收到待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计量的框架之中。如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来讲，也就是按人们所需的效用进行分配。那么，主流经济学里的“效用”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使用价值”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互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里，曾多次认同“使用价值即效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说，“如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效用”^[42]。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还说，“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43]。还可以在多处找到讲类似的语句，这里不再一一引出。

而最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甚而说，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它必须……按照各种消费品的效用……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44]。

在对“价值”的注解中还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45]。这里的“衡量”，是这一注解中的关键词。

（6）前一时期在网上读到任志强同志就共产主义理想是否属“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所引发的一场争论。从当代科技革命必将导致社会重大变革的观点来看，争论的双方都是错误的！应该承认，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共产主义更是上述三大科技革命的必然产物；也决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国儒家学说里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更是被中国历代先进知识分子奉为持续奋斗的目标。而问题是：批判者不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却只会送上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当然也就不能回答任志强的质疑。

4 我们的回答

（1）必须设法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这就是我们在《当代财经》上刊出的《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数理经济模型》的论文^[46]，对各方的责疑和批评做出的比较系统的回答和总结。

上述论文的基本精神就是认为劳动，即在生理学意义下的体力的支出，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而主流经济学里的

这一公式的涵义是：劳动既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也是衡量效用或使用价值大小的相对尺度。或者说，效用，亦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一样，具有相同的量纲，都用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来度量。但科技效率因子和交易效率因子却是无量纲量。其中，科技效率因子是用来衡量由于新科技的应用所带来的卖方的劳动支出和效用的产出比的效率放大因子，是影响效用大小的客观因素；但市场效率因子中，除客观因素外，还包括了买方对商品的喜好厌恶程度等的客观评价对效用，亦即市场价格的影响。

劳动价值论里的劳动，是李嘉图、马克思等人已定义得很好的可相加的物理量。劳动价值论有一个很著名的可相加的价值公式，

其中C是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而M_J是剩余价值，W_J是产品或商品的价值。

现在由于引入了科技效率因子N_S和市场交易效率因子N_J，就可定义一个新的无量纲量，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

效用或使用价值，就表示为和价值量纲相同的物理量，并有

但由于已知公式（4.1）中不同形式的价值量，具有可加性。新引入的因子N无量纲，乘上价值量W_J后，即式（4.3），得到效用或使用价值W_S，当然也具有可加性。又由于生产商品时所投入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在价值生产过程中不变，仅起价值转移的作用；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引入一个新经济量，剩余使用价值M_S。M_S和W_S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式（4.4）中的W_S代表商品在市场上的效用或使用价值。M_S是剩余使用价值，也就是市场经济学里的利润，C+V是用劳动衡量的投入的成本。可以证明，现在新引进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相当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引进的全要素生产率。但由于这里又新引进了科技效率因子的N_S和交易效率因子N_J概念，这就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含，补充了实体性的解读。（4.1）和（4.4）分别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公式，也是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里的基本公式。但通过（4.2）和（4.3），可将描述两种经济学的基本公式（4.1）和（4.4）联系起来。

新引入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不仅可以大大放大原有的剩余价值，也表明在当今社会，参与这一真正有用的剩余使用价值生产的，除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外，还有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企业家等，可通称为总体工人。他们都各自作了相应的贡献。所以在分配上就不应只看到是工人和资本的争夺，是两者间的“零和游戏”。因而在扩大了的剩余使用价值的分割上，只要这种分割，有利于广义科技效率因子的增加，即利润空间的扩大，就完全可以做到“分割”双方以及多方的“互利共赢”。阶级合作也是阶级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选项。对立面的统一，和对立面的斗争一样，也是客观事物矛盾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选项。

（2）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中，既包括生产劳动，也包括商业劳动，甚而也包括家庭主妇从事的家务劳动……中所支出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

而更为重要的，由式（4.2）和（4.3）为人类劳动的另一重要类型，脑力劳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新的解读。从我们来看，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脑力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提高体力劳动或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效率。或者说，脑力劳动主要是创造效率的一种劳动，亦即其贡献表现在（4.3）式中的N。

至于劳动的另一种类型，复杂劳动，现在就定义为

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复杂劳动……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而这种比较是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发展过程完成的”。而因此，这两者之比，究竟是几倍“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47]。

因此，这一“价值”所以创造出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所高出的，并不是“价值”，而是复杂劳动创造了“两倍或三倍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复杂劳动之所以“复杂”，是由于复杂劳动所蕴含的脑力劳动将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放大了两倍或三倍。复杂劳动并没有比所消耗的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它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也就是

而这一改动，就为劳动价值论解脱了诸多责难和批评。

在劳动价值论发展的历史上，最为常见的批评，即所谓“葡萄酒困惑”。一箱葡萄酒在贮藏了几十年后，其香味、口味都大为改善，售价也就猛增几倍，甚而几十倍。但在几十年的储存期间所添加的劳动，却完全是零！那么，这箱葡萄酒提升的“价值”从何而来？！这就是在劳动价值论里长期争论达百年之久的所谓价值“转形”难题，以及它们的逆问题，价值“决定”难题。但一旦有了“效用=劳动×效率”的使用价值论，上述难题也就不再是难以解答的难题！

（3）有趣的是，式（4.2）和（4.3）也改变了主流经济学里对效用的解读。主流经济学里虽有“基数论”“序数论”对“效用”一词进行论证。其实都未能回答“效用”的可加性、可微性等初等数学的问题。现在由于引进了劳动也是衡量效用的尺度，而效率却是无量纲量。这就为效用的可加性、可微性等可运算性做了补充证明。

至于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形式主义”框架，很难对“土地、劳动和资本”进行有区别的讨论。这就必然陷入于回避资本、土地和劳动有重大区别的“三位一体”学说。但在现在新提出的理论中，却仍然保留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这些重大缺点的批评！因为一切非劳动的产物，如未经开发加工的土地，其价值必定是0；而现在乘上效率因子N后，其使用价值也仍然是0。内蒙的沙漠，其土地售价曾是1.0元/亩。而北京城郊的地价，可高达百万元/亩之多。原因就在于北京城郊每亩土地的效用=劳动×效率。

而如上所述，可以证明，这里引进的效率因子N，相当于主流经济学里的全要素生产率。但由于有了效率因子N，阶级斗争就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改为“互利双赢”！但人们仍可以通过式（4.1），具体计算出这类新型阶级斗争其背后的剥削量的大小程度。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市场经济学里的一致均衡论以及帕累脱最优理论……等等论证，从假说到证明均有不少欠缺严格之处，甚而连何谓均衡态的定义均未有严格的表述！

我们的研究也为如何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学里的供需均衡以及不均衡（即经济危机）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4）这一理论还可以为进一步认识理解当代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带来新的启示。

第一，科技和市场都来自前人的发明和创造，我们后辈只不过做了微小的添加。第二，随着三大技术革命的深入，如前所述，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等于零，因而未来社会里的“按需分配”中的需求，亦即效用W_S，也将主要来自前人所积累下来的死劳动C，乘以前人积累的效率因子N，也就是

而既然人类在未来社会“按需分配”中所享用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主要是来自前人的积累，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再没有理由将前人传承下来“死劳动×效率”，仅仅由少数人据为私有！这就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必将在未来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有性的矛盾。而在过去的理论中，对于这一基本矛盾中的生产的社会性，这一最为重要的重大社会主义因素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却研究得太少，太少！我们也仅对其中两个因素，科技和市场的社会性，做了初步的研究。作为经济学家，应该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切生产要素所可能起的作用，尽可能给予定量的分析。

“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都是具体的，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所有制概念一蹴而就地解决。例如科技、市场的占有性之间的“社会化”和“私有化”矛盾，可以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争夺，具体例证之一，如美日初步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样，在一国之内，如我国的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争夺和矛盾，尽管它们都是国营的。还有新技术，即每一项先进技术的应用，也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有企业得利，有企业会被淘汰。但先进生产力一定会取代落后的，人类社会也必将随着生产力的每一进步与发展，不断地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有理由期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学习我们的革命先辈，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向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