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民间智库的崛起 1.1 民间智库的核心价值是独立、科学、责任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幕僚的传统，食客、幕僚、师爷从古至今从未断过。但这些机构和人员不能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智库是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产物。目前，学术界对民间智库的分类尚未有统一的标准，本文认为，民间智库包括企业型智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智库。企业型智库主要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以企业身份注册的法人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由民间出资组织、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间智库的三个核心价值是独立、科学和责任，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角度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013年笔者赴美国考察智库，同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国际智库的研究人员和管理者座谈，大家一致认为独立、科学、责任是民间智库的核心内涵和根本价值追求。在智库三大核心价值中，独立性是智库的生命线。独立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经济独立，智库应该靠市场来养活自己，通过招投标、基金资助等方式获得资金。其次是思想独立，智库要为国家、社会、公众利益服务，需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事物。在智库与咨询的关系上，“智库、咨询并不相同，但在中国，二者之间有交叉”^[1]。

1.2 中国民间智库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逐渐成长起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官方智库快速发展，民间智库开始起步。1986年，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提出了软科学发展应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服务，开启了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全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下海的高潮，一些从政府部门和官方智库走出来并获得一定声誉的专家，他们脱离原来的单位，创办了研究机构。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等，这是民间智库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的需要，政府对智库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12年以来，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迫切需要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一些以研究为基础、以咨询为支撑的民间智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判断，迸发出强大的市场活力和决策影响力。

1.3 发展民间智库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要素

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是开放，开放就需要有独立的判断、科学的判断、有影响力的判断，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发展智库和进行头脑风暴来获得。凡是民间智库都有三个准则：第一，必须独立；第二，必须科学；第三，必须有影响力。民间智库首先必须是独立的，民间智库在做的就是怎样形成更科学的意见。而判断意见是否有影响力，就要看能否形成决策。事实上，建立在独立性基础上的民间智库，充分把握和吸收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通过科学的方法，形成科学的、建设性的、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进而影响并形成科学决策，这也是国际智库发展的基本逻辑。新的竞争态势下，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世界的智库资源都应该为我所用，全世界的思想都应该为我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民间智库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要素。

2 民间智库是创新驱动的强大助推力量 2.1 思想市场呼唤民间智库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商品市场已经非常发达，下一个30年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培育思想市场，需要有更多的新观念。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成为创新发展的源泉，国家间的竞争从“产品市场竞争”过渡到“思想市场竞争”，从“技术领先”转换为“观念领先”，从“抓产品”转换为“抓机会”。一个国家的崛起，战争扩张的道路不应该是最优选择，需要通过发挥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作用，通过超前的、符合客观规律和趋势的思想观念引领来实现和平崛起，这也是“弯道超车”的核心思想。因此，中国在寻求和平崛起的道路上, “吸取人类历史和文化中的和平智慧显得尤为重要”^[2]，繁荣“思想市场”成为新经济时代实现中国崛起的核心。民间智库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参与者，以其敏锐的感知力和洞察力，紧紧抓住时代变化的趋势和机会，以建设性思维指导创新，以“思想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成为新经济时代“思想市场”的重要贡献者。事实上，民间智库的最大活力和生命力即在于对新思想的认识和把握，能把新的思想系统化，最终为社会所接受，并升华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这也是民间智库的核心价值所在、是其生存的能力所在。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为例，在产业集群发展领域，长城所总结了产业分解—集聚—融合—业态创新的基本逻辑，提出了新经济产业四大规律，即产业成长规律、产业价值规律、产业组织规律、产业原创规律，认为产业价值链不断分解和集聚，将形成越来越多专业化的空间与业态，未来将进入以产业集群发展为核心的区域个性化发展时代，步入“产业集聚—创新型集群—产业生态”这一发展路径。并结合对原创新兴产业的研究，提出了原创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即重大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价值链分解与产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兴产业、内需市场扩容和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新兴产业、规制变化和政策引导催生的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增长极——高新区产业组织创新》等多部专著，相关概念如“创业苗圃”“产业组织者”“连续创业者”“众创空间”“概念验证”等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与国内超过80家国家级高新区达成了共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科学决策，指导了我国区域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在知识管理领域，1997年长城所开展了“中关村知识型企业调研”，以知识经济视角总结中关村十年之路，提出了“中关村已经出现了基于网络形态的知识经济的萌芽”论断。1998年3月，在《科技日报》发表了“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一长篇理论文章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20多年来，长城所先后自主研发了中国知识管理系统，组织召开了“知识经济与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陆续出版了《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知识管理的IT实现——朴素的知识管理》等一系列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书籍，有力推动了国内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使“知识管理”与“知识经济”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也为中国思想市场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2 创新驱动与全面改革对民间智库提出强大需求

作为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创新驱动和全面改革不是一个单独职能部门的事情，这意味着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创新和改革，涉及政府部门、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主体，涵盖经济、社会、体制等的未来发展过程。与此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创新改革的对象有哪些新的变化特点？创新改革行为有哪些表现形式和变化趋势？各类不同的创新改革主体又有哪些变化？它们彼此间相互作用的新机制需要哪些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如何制定激励持续创新改革的政策和法规等。上述一系列问题均需在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发挥民间智库在信息搜集、市场感知、科学分析、协同创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集中智慧，进行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把握事物的规律和可能的走向。因此，在创新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创新的核心“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创新要素”^[3]，需要用知识和思想的集成，发挥智库的作用来推动创新驱动和全面改革。同时，站在实践的角度看，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与全面改革的实施，自上而下对智库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高水平的民间智库也得到了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需要“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另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报告，2015年中国9家智库进入全球175强，其中民间智库达到3家；而2013年国内还没有民间智库入选全球175强智库。

2.3 创新治理需要民间智库提供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前瞻性思维和科学决策。官方智库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直接为政府决策服务，在提供信息和政策分析的同时，更加强调标准化、制度化、流程化，这由行政管理的特点所决定，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这种特点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会产生“路径依赖”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创造性的发挥。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民间智库始终站在新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通过敏锐的触角、战略新思维、深入的观察和坚实的前瞻性理论研究，提出适合新经济时代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引领新经济发展，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支撑。例如，1997—1998年，长城所开展“跨国公司在华R & D投资案例调研”，完成《跨国公司在华R & D投资分析报告》。在此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鼓励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在京进行R & D投资的专门政策——《北京市鼓励在京设立科技研究开发机构的暂行规定》，将跨国公司在京R & D机构纳入科技管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优化治理结构。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需要政府、社会、个人之间的充分交流和互动，民间智库作为非盈利社会性组织，本身就是治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良好的治理结构需要吸纳社会各个利益阶层，考虑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实行广泛的“协商民主”，将社会各阶层利益纳入整体治理格局，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创新驱动与全面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任务，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智库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优势，通过民间智库，切实增强协商实效性，规范协商内容，提高协商能力，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大力倡导创新创业。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障，其核心在于围绕创新创业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20年前是支持大企业为主的创新；10年前是支持中小企业为主的创新；近年来是支持创业为主的创新。”^[4]伴随着每一次创新创业浪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有大幅度提升。长城所在20世纪90年代末明确提出“创业是知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认为“跳跃式发展是新经济时代成长路径主旋律”。“创业、‘瞪羚’和改变世界的大公司是经济发展的三种主要的力量”^[5]，创业就是要发展“瞪羚”（快速成长的企业）和“独角兽”（爆发式成长的企业）。因此，新经济时代的智库需要更多地为创新创业、“瞪羚”、独角兽服务。20多年来，长城所通过持续开展“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研究，提出企业成长一般经历“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四个发展阶段的新理论，并以该理论基础为科技部火炬中心编写了《全国瞪羚企业发展报告》。在企业成长理论的指导下，中关村、武汉、宁波、天津、惠州、大庆等地先后开展了“瞪羚”企业培育计划，发现并培育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瞪羚”企业，长城所也长期为“瞪羚”企业提供商业模式、战略增长点等咨询服务，并于2016年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了国内第一个“2015年中关村独角兽企业榜单”，“独角兽”企业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相对低迷状态中的一抹亮色，引起了广泛关注。

3 我国发展民间智库的路径选择 3.1 探索建立智库能力评价标准

智库无官民，思想在市场。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进程中，民间智库以独立的思想来启动创新思维、开展头脑风暴，通过不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推动和服务创新驱动。民间智库作为“思想市场”的积极贡献者，以影响力和成果质量做为评价标准，和官方智库一起，共同接受思想市场的选择和考验。

3.2 构建“政府-智库-社会”协同机制

民间智库作为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参与者和建设性助推力量，政府可以探索采用PPP模式，构建“政府-智库-社会”协同机制，通过合资共建、委托研究、代理研究、官民并行研究等方式加强与民间智库进行长期性、战略性合作，将智库研究项目纳入PPP项目库；在加大软科学投入的同时，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将第三方评估作为管理创新、科学决策、解决发展中难题的重要途径。

3.3 以“软实力”输出参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化的重大战略安排，关键在于通过“软实力”输出构建合作生态。民间智库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在“一带一路”“软实力”输出中发挥独特作用，包括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共建科技园；发挥相关领域智库在战略规划、产业规划、政策法规研究等“软科学研究”援外项目中的特殊作用；加强智库国际交流，推动政府决策与智库研究的良性互动等。

3.4 全面提升民间智库研究水平和全球影响力

民间智库、尤其是新经济智库应持续关注民营经济、科技园区、“瞪羚”企业等，这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通过及时总结研究和咨询经验，提升理论研究水平，并适时创造机会，在与国际高端智库交流过程中，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