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其核心内涵为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水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和能源安全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层次不穷，具有多样性和交织性的特征，呈现出地区化和国际化发展趋势，恐怖主义位居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2]。本文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970—2014 年间恐怖主义事件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格局，评估沿线国家安全形势以及隐藏威胁，为国家战略和国际合作提供有价值的安全决策参考。

恐怖主义事件是非政府组织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等目标通过威胁、强迫或恐吓手段制造的违法或刑事犯罪性质的暴力、威胁或破坏活动^[3]。自“9⋅11”事件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上升，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恐怖袭击的定性描述，缺少理论解释依据，且实证研究和恐怖主义数据库的建立尚属空白^[4-10]。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已经建立了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或跟踪系统，并在恐怖主义特点、根源、预测和评估模型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11-13]。

恐怖主义事件不同于自然灾害，具有预谋性和智能化等特点，随着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GTD）统计，“一带一路”沿线 71 个国家，1970—2014 年恐怖袭击事件超过 140 000 次，事件密集区域集中在中东和南亚，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30% 甚至 40% 以上。2014 年恐怖主义事件持续增长，死亡总人数从 2012 年 11 133 人增至 17 958 人，增长了约 61%^[3]。因此，根据恐怖主义事件数据分析恐怖袭击的时空演变趋势，评估中国及“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及确保“一带一路”战略利益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一带一路”安全形势研究范围限定在北亚、中亚、东亚、西亚、东南亚、欧洲、北非等七大区71 个国家。总人口约 44 亿，分属 2 000 多个民族，占世界总人口的 63%，如果加上辐射区范围内的国家，则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77.5%。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①（① http://www.start.umd.edu/gtd/），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Peace，IEP）②(②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于 2015 年 6 月发布的《2015 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2014 年 11 月发布的《2014 年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tine Organization，IMO）③(③ http://www.imo.org/) 国际海事组织公开数据库获取。

本研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主义事件空间集聚区的时空格局特征，基于全球恐怖主义指数评估各个国家的安全形势。

空间聚集区的分布与结构研究主要包括：分布类型、分布重心、分布密度、集聚特征和空间关联性等。利用 ArcGIS 10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一带一路”沿线 71 个国家 1970—2014 年 44 年内的恐怖事件点分布密度进行测算，并根据各个国家的宗教、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根源分析。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用于进行事件空间热点探测研究，认为某一地理事件在空间上的任何位置发生且在不同位置发生的概率不同。本研究采用核密度估计测度，具体计算如下：设点集 Xi ，......，Xn 是当作从分布密度函数为 f 的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估计 f 在某点 x 处的值 f (x)。通常用 Rosenblatt-Parzen 核估计：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GTI）是将每年的恐怖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等指标赋值，综合评价形成衡量各国恐怖主义活动程度的指数。学者基于 GTI 对地区及全球的恐怖主义发展态势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其产生原因、发展趋势、应对机制进行探讨。随着恐怖主义的扩散，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海外经济利益、边疆安全和内地稳定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逐渐成为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14]。本研究采用 GTI 的全区域四等分法，以 2.5 为划分等级，划分出高危（7.6—10.0）、震荡（5.1—7.5）、危险（2.6—5.0）、和平（0—2.5）的安全形势评价体系。

随着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全球战略向太平洋西移，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地理形势、民族关系、宗教信仰极其复杂，“三股极端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长期盘踞滋生。

从事件分布特点来看，民族宗教冲突主要分布在从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弧形“震荡带”，涵盖了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的近 50%，如果再加上东欧和非洲的大湖地区，则这一比例将达到 80% 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安全局势较稳定（图 1）。从主要动机来看，政治分歧、宗教矛盾、民族分裂是恐怖袭击三大动机，在中东和北非，绝大部分是出于宗教原因；在中国和亚太地区，3 种动机的占比相当，其中民族分裂导致的恐怖事件比例略高；在整个美洲，政治分歧是发动恐怖袭击的主要原因。

图1 1970—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恐怖袭击事件分布

图选项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08年以来，世界恐怖主义出现缓和迹象。但作为恐怖事件的多发地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事件却从未缓和，并且呈现以下几大空间格局。

（1）中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安全局势相对稳定。1970—2014 年间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恐怖事件仅占世界总数的 2%，德国境内的恐怖事件仅占世界总数的 5.7%。良好的国内经济发展态势与稳定的安全局势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15 年中国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成功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得益于国内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

（2）中东和南亚是恐怖主义高危地区。1970—2014年期间，发生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事件占世界总数的70 % 左右，其中大部分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南亚地区一直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据统计，在印度积极活动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有大约 176 个，在巴基斯坦活动着大约 52 个极端组织，其中国内极端组织约 16 个，跨国组织 32 个，除了泰米尔猛虎组织之外，在斯里兰卡曾经出现过、活动过的以建立泰米尔国家为目标的武装组织达 36 个之多。中亚的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这些恐怖势力频繁活动在塔吉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其中，“东伊运”和“基地”、塔利班等宗教极端组织长期培训、资助和武装庇护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组织，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2]。

（3）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是恐怖事件重灾区。自2001 年“9·11”事件以来，世界各国共记录了14 800 多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联的恐怖暴力事件，导致 88 000 多人死亡，约 14.4 万人受伤，所涉及到的 58 个国家或地区中，有 32 个分布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约占总数的 55%，其中有 27 个属于亚洲的伊斯兰世界，约占 46.5%；其他 5 个国家的冲突是发生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与其他民族之间。

（4）跨境区域是恐怖事件的多发地带。跨国民族和跨国宗教问题集中，对多边地区安全与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世界上跨界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有非洲、巴尔干和中亚，而这3个地区正是民族宗教冲突的热点地区。跨国民族（同源跨境）主义呈现“同族扩张”和“亲缘结盟”两种具体形态，一是“同族扩张”，即某国主体民族要把居住在邻国的本族居民及其区域纳入本国控制之下，如泛哈萨克主义、泛吉尔吉斯主义、泛土库曼主义等；二是“亲缘结盟”，即主张具有血缘关系和共同信仰的同一种族、语族或同民族不同分支的若干国家联合组成一定范围的统一国家、联邦或其他形式的统一体，如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中国有 20 多个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集中在新疆、西藏、云南、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彼此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民间往来密切，中国对跨界民族的态度，不但关系着中国与周边许多邻国的关系，而且也关系着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因此，同源跨境民族对中国边境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15]。

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是对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民族宗教矛盾复杂的“震荡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大部分重合，集中在“红海—亚丁湾—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等海域地带和东南亚聚集热点，这也是当今世界海盗活动最为集中和频繁的地区，涉及国家包括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也门等。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每年发生在亚洲公海的海盗及劫船事件占到世界同类事件的 70% 以上，其中发生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事件就占世界的 30%—60%，每年超过 1 000 起^[16]。著名的伊斯兰分裂组织在东南亚地区活动频繁，例如，马来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组织。海上恐怖主义袭击目标倾向为西方政权代表的海上的游轮和设施。例如 2010 年“基地组织”的兄弟武装组织“阿卜杜拉·阿所姆旅”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对日本三井公司的“M·STAR”号邮轮的攻击。

纵观 1970—2014 年全球安全形势，全球恐怖事件总趋势是案件发生数量逐年增多，死亡人数逐渐增加，2014 年达到事件发生顶峰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恐怖主义运动的地位逐渐上升，在一些地区和国家甚至成为主导性恐怖主义的根源。冷战结束后，尤其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蓄意渲染和推波助澜下，许多矛盾被唤醒并开始集中暴发，使原本不安的地区政治局势更加趋于动荡。整体来说，全球恐怖主义国际化和当地化趋势日益明显（图 2）。

图2 2001—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事件死亡人数

图选项

（1）冷战结束后，新成立国家成为恐怖分子集中的热点区域。1988年以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新成立国家的恐怖事件发生率逐渐增多，其中俄罗斯恐怖事件占5个新成立国家恐怖事件总量的 90% 以上^[17]。

（2）“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势力持续增长。2013 年，中东和波斯湾地区传统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非传统安全威胁又呈上升趋势。叙利亚内战日趋激烈，国际调停难以有效。巴以、阿以仍处于对抗状态。中东地区固有的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也仍然相当尖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以及伊朗穆斯林什叶派与海湾地区穆斯林逊尼派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因伊朗核问题而更加尖锐化。此外，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及重返亚洲步伐的加快，中国战略安全环境不断恶化，我国国家安全面临巨大压力。

（3）西亚五国处于高危红色区域，恐怖事件丧生者占全球82%。2014 年全球恐怖袭击丧生者 82% 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这 5 个国家的主要恐怖威胁来自四大恐怖组织：伊拉克和伊朗的“伊斯兰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恐怖主义造成的高危地区安全威胁问题扩散，波及中亚国家及中国西北边疆。

（4）中国恐怖主义指数有所上升。2004—2014 年10 年间，中国的恐怖主义指数有所上升，民族分裂的恐怖事件比例主要是受 2009 年“七 . 五”事件的影响。

网络恐怖主义成为新型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推手，虚拟互联网不仅是世界反恐的新的主战场，也是恐怖组织主要的宣传渠道、组织方式和资金来源。从“伊斯兰国”的日益猖獗到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的恐怖袭击，新一代恐怖分子已开始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目标袭击。据美国统计，全球已经有超过7 000 家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建立的网站，每年新建网站数量都在以近 50% 的速度增长。

安全形势评估是“一带一路”跨国跨洲合作国际大战略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基础设施网络（陆、海、空交通网络）建设的决策因素，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AIIB）未来投资区域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本文采用 GTI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图 3），进而对各国家投资战略等进行划分和排序，确定各国投资优先度（表 1）。

图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等级

图选项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安全形势与投资战略等级*

表选项

本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投资区域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动态评估，指明未来国际环境下危险势力潜伏的高危区域和主要国家，提高各合作国家在面临各种恐怖势力和安全危机时的应变能力。

（1）中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除近 1 0 年来受“七 . 五”事件等极端事件的影响，恐怖主义指数阶段性有所上升，通过空间格局分析可看出大部分时间段内中国的国家安全局势和平稳定。

（2）恐怖袭击的主要动机是宗教极端矛盾、民族分裂。从空间来看，陆上恐怖主义和海上恐怖主义都是“一带一路”大战略实施的威胁因素和重要挑战，恐怖主义事件分布整体呈现出“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弧形震荡地带，南亚和中东是陆上恐怖主义集中区域，东南亚则是海上恐怖主义的热点区域。

（3）时间演化分析结果显示：1970—2014 年全球恐怖事件总趋势是案件发生数量逐年增多，死亡人数逐渐增加，2014 年达到事件发生顶峰，尤其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网络恐怖主义成为新形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推手。（4）安全形势评估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安全形势处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其中 40 个大多数沿线国家是和平状态，15 个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1 个处于震荡状态，5 个国家是高危红色区域（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叙利亚）。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恐怖主义成为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面对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和挑战，沿线国家应建立维护“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网络型安全合作机制，充分依靠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和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根据新情况和新需求，倡行建设新的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网络型安全合作保障合作机制建设，实现非传统安全问题点、线、面立体式解决与预防态势。

（1）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的复合性和多边性，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探究和观测造成了巨大难度，尤其是预警机制建立的高科技性和高资金要求等，也给建立预测、预警和防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制定国际非传统安全情报合作机制。国际非传统安全深度合作的关键是双方互信上升至国家战略，只有互信才能共享情报，这也是实质性合作的最重要标志。为实现国际非传统安全情报深度共享，提高非传统安全情报生产力，要让政治同盟、军事联合和经贸融合等成为拉动国际情报合作的“三驾马车”。

（3）国家“整体政府”反恐情报战略。2014 年 11月 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第四章规定要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反恐领导小组的成立为契机，借鉴“整体政府”理论，组建国家情报中心、完善跨部门情报协同机制及关键技术。

（4）多部门协调建立应急管理机制。非传统安全问题通常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仅靠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的解决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部门间的协作。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协调合作之前，首先要理顺国内部门的协作，外交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建立起沟通协调合作机制，形成“一个拳头”，建立完善统一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管理水平。

（5）打击虚拟空间的新型网络犯罪。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先行经验，成立网络反恐部队，构建网络反恐国际合作，重点打击恐怖主义的网络信息。

（6）高度重视跨国跨境民族宗教问题。高度重视跨国跨境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工作，正确认识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实质，尊重宗教信仰与自由，防止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成为恐怖主义的导火索。